南京，这座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在淞沪战事的映照下，弥漫着一种紧张、焦躁与光怪陆离交织的气氛。前线将士浴血拼杀，后方却并非铁板一块。在秦淮河畔某处深宅大院内，一个被称为“低调俱乐部”的小圈子，正进行着与前线激烈枪炮声格格不入的聚会。

以汪精卫为核心，周佛海、陈公博、高宗武等一批对日态度“温和”、对抗战前景极度悲观甚至主张“和平解决”（实为妥协投降）的政客文人，时常聚集于此。他们品着香茗，高谈阔论，内容却多是对抗战的唱衰，对国力的贬低，对“贸然开战”的“惋惜”，空气中弥漫着失败主义的阴霾。他们坚信，与日本这样的“强国”硬拼，只会耗尽国力，玉石俱焚，不如“保存实力”，寻找“体面的和平”。

然而，西北抗日救国军在北平、在淞沪，用一场场硬仗、一次次胜利，尤其是长谷川清被当场解职的震撼消息，如同几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扇在这些“低调者”的脸上，也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真正主张抗战的军民之心。中国人，并非他们口中那般不堪一击！

长谷川清被停职的第二天，蒋介石在中央军校的官邸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议题自然是上海战局。会场气氛凝重，沪上战事胶着，国军精锐损失巨大，而西北军秦川部却屡有亮眼表现，甚至逼得日军临阵换将，这固然是好事，却也隐隐刺痛着蒋介石和部分嫡系将领敏感的神经。

会上，军事家蒋百里高度评价了秦川在上海的指挥，认为其“战术灵活，善用地形与有限兵力，于逆境中觅得战机，挫敌锋锐，实为难得之将才”。这番中肯的赞扬，却像投入油锅的水滴，瞬间激起了反应。

一名与“低调俱乐部”关系匪浅的参会文官立刻跳了出来，语气阴阳：“委员长，蒋先生所言固然有理。但学生有一事不明。西北朱琳将军，既自称‘抗日救国军’，标榜为国为民，为何在国难当头、淞沪、华北激战正酣之际，仍将其大部主力精锐囤于西北？仅遣两个师分赴两地？这是否有保存实力、坐观成败，待我中央军与日寇两败俱伤之后，再行‘下山摘桃’、吞并友军之嫌？”

此言一出，会场顿时一静。这话可谓诛心，直指蒋介石内心深处最敏感、最忌讳之处。他一生靠权术制衡各路诸侯起家，对任何可能威胁其统治的势力都抱有本能的警惕与猜忌。朱琳崛起于西北，自成一体，实力雄厚且不轻易听调，本就让他如鲠在喉。如今其部队在前线表现出色，声望日隆，更让他隐隐不安。此刻被人将这层窗户纸捅破，蒋介石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

蒋百里见状，心中暗叹，深知委员长的疑心病又被勾起来了。他连忙开口，试图缓和：“此言差矣。朱将军坐镇西北，需防备北疆苏俄异动，此乃战略全局所需。且其在北平、上海所遣虽为偏师，却皆为百战精锐，器械精良，甫一投入便立下大功，足见其抗日诚意与决心。当前大敌当前，正应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切不可妄生猜疑，自乱阵脚啊。”

然而，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尤其是在蒋介石这样多疑的人心中，便很难轻易拔除。汪精卫一系“低调俱乐部”长期以来的唱衰论调，此刻仿佛为这怀疑提供了某种“合理”的注脚：朱琳保存实力，是不是也在观望？是不是也想“和平”？或者更糟，想取我而代之？

会议在这种微妙而紧张的气氛中草草结束。蒋介石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心烦意乱，来回踱步。前线的压力，内部的杂音，潜在对手的威胁，种种思绪纠缠在一起。他必须想办法，既要利用西北军的力量抵挡日寇，又不能让其借抗战之名过度坐大，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苦思冥想良久，他眼中闪过一丝精光，一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计策浮上心头。他立刻召来机要秘书：“记录！以我的名义，给北平的朱琳将军发报。”

电文很快拟好，措辞“恳切”，立意“高远”：“朱将军勋鉴：淞沪、华北战事，赖将军麾下将士用命，屡挫敌锋，长谷川清去职，尤振我军心国威，介石感佩无已。然寇势仍炽，全局维艰。为持久抗战计，国家正倾力将东南沿海之工业设备、技术人才西迁武汉，以为大后方之根基。此举关系国运，需前线将士以血肉之躯，为转移赢得宝贵时间。将军所部，骁勇善战，屡创奇迹。值此危急存亡之秋，介石斗胆恳请将军，能否再抽调西北精锐若干，加强平、沪战线，务求在此两处形成‘不败之局’，死死拖住日寇主力，确保国家元气西迁无虞？此非为一人一地，实为整个民族抗战之大计。望将军以大局为重，再施神勇。切盼。中正。”

电报发往北平。在朱琳的指挥部里，吴斌和李铮两位师长也在场。译电员念完电文，吴斌眉头紧锁：“总指挥，委员长这是什么意思？‘不败之局’？还要我们抽调西北兵力？北面苏联虎视眈眈，西北是我们的根本，兵力岂能轻易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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