闸北的战火依旧炽烈。张营长和李营长指挥部队攻占日军海军陆战队前哨指挥所后，并未停下脚步，反而利用缴获的日军弹药和己方源源不断送上前线的补给，迅速将这座坚固的院落打造成了一个新的进攻支点。

几名身手矫健的战士扛着沉重的“重一型”机枪和弹药箱，冒着流弹冲上主楼楼顶，迅速架设好阵地。居高临下的视野，加上机枪恐怖的射程和威力，瞬间将几条通向此处的街道和附近几栋可疑建筑纳入死亡封锁区。任何试图靠近或从那些房子里探头观察的日军，立刻会遭到精准而凶猛的弹雨洗礼，被死死压制在两三百米开外，动弹不得。

消息传到“出云”号上，长谷川清气得几乎要把指挥台拍碎。“八嘎！废物！连一个前哨据点都守不住，还被支那人反过来利用！命令附近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给我夺回来！把那些该死的机枪手，统统消灭！”

然而，日军的反扑如同飞蛾扑火。在楼顶重机枪的绝对火力优势下，组织起来的步兵冲锋显得苍白无力，往往还没接近院落外围，就被打得死伤遍地，狼狈退回。而张营长和李营长则依托这个稳固的火力支撑点，指挥部队以小组为单位，向周边街区展开积极的战术清剿。

战斗转入残酷的巷战和逐屋争夺。战士们利用娴熟的班组战术，相互掩护。接近可疑建筑时，先用手榴弹开路，“轰隆”一声巨响后，不待硝烟完全散去，便迅猛突入，用“中华一型”步枪对着屋内任何可能藏敌的角落进行急促而精准的射击。那些被炸懵或侥幸未死的日军残兵，往往来不及反应便倒在血泊之中。这种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的打法，极大减少了自身的伤亡，高效地清理着每一寸阵地。

租界内，透过高楼窗户或通过各种渠道获取战报的外国观察家、外交官和记者们，原本普遍对缺乏重武器和制空权的中国军队在上海的持久抵抗能力持悲观态度。然而，西北抗日救国军在上海的表现，一次又一次地刷新了他们的认知。

黄浦江上，那些看似简陋的改装船，竟然敢对强大的日本海军发起突袭并取得战果；天空中，性能优异的“歼-1”和“轰-2”在与日军航空兵的较量中不落下风；地面上，这支部队展现出的强悍巷战能力和精良的轻武器，更是让他们印象深刻。如今，连日军陆战队的指挥部都被拔掉了！虽然这远不能决定战局，但足以证明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

“不可思议……这支来自中国西北的军队，他们展现出的战术素养和装备水平，完全不同于我们印象中的中国部队。”一位英国武官在发给伦敦的报告中写道，“如果他们能有更多的重炮和坦克，上海的战局或许会有所不同。朱琳将军……这位女性指挥官，值得我们给予更多关注。”

西北抗日救国军的名号，在淞沪的血火中，开始真正进入国际视野，赢得了几分带着惊讶的尊重。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北平，战局则呈现出另一种焦灼。朱琳指挥的西北军与二十九军部分部队，仍在平津外围与日军华北方面军的主力进行着艰苦的拉锯。西北军防线相对稳固，凭借优势的轻火力、坚固工事和旺盛士气，多次挫败日军进攻。但持续的高强度作战，部队的伤亡和消耗也在不断增加。

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部分与日军达成“停战默契”的二十九军部队，在经历了最初几天的警惕后，松懈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一些部队的岗哨变得稀疏，训练有所放松，甚至出现了士兵私自离营的情况。日军像狡猾的狐狸，不断用小规模的骚扰和假意的“友好”来试探、麻痹对手，暗中积蓄着力量，等待着给予致命一击的时机。朱琳虽然有所察觉并多次提醒宋哲元，但积重难返，且涉及复杂的派系和指挥关系，收效有限。

与前线血火交织的景象不同，大后方西北，呈现出的是一派紧张有序、生机勃勃的战时景象。坐镇韩城的刘军深知，持久抗战的基础在于稳固的后方、充足的人力资源和持续的军工生产。

“招兵处”在西北各主要城镇和移民安置点设立起来。从上海、北平乃至全国其他地方历尽艰险逃难而来的青壮年，在经过情报部门和政审人员极其严格的背景审查、甄别（严防日特混入）后，符合条件的被源源不断地补充进部队。这些新兵虽然缺乏军事经验，但国仇家恨刻骨铭心，士气高昂，将在新兵训练营接受由陈乾政治部和秦川（统筹）留下的教官团队进行的严格训练，尽快形成战斗力。

那些同样经过严格筛选、具有文化知识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则被妥善安排。一部分进入韩城兵工厂、祁连山兵工厂以及各个研究所，在黄文瀚、程大斌、朱式群、朱荣甲、顾柏年等专家带领下，参与武器研发和生产，将知识转化为杀敌利刃；另一部分则进入西北抗日军政大学及各专业培训班，学习政治、军事、经济、管理，作为未来的干部储备，参与到根据地的建设和治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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