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敬禄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终究没有说。他低下头，应了一声“是”。

林蕴芝看着他走出后厅，少年的身影在廊下灯笼的光晕里晃了一下，融进夜色。她重新坐下来，端起那盏凉透的茶，慢慢喝尽了。

茶是苦的。是傅鉴飞生前最爱喝的苦丁茶，说清热，明目，降心火。

她的心火，降了快五十年，还没有降干净。

八月二十，消息传进城。

县独立营黄泥坳生产单位昨夜被袭，损失重大。国民党保安团六百余人，分三路包抄，天亮时撤离，带走了十七名“嫌疑分子”和全部生产物资。留守生产的三十余人中，当场牺牲九人，重伤四人，其余下落不明。

同一天，龙岩方面消息传来：大小池生产单位被袭，房屋被烧毁十二间，耕牛被抢三十七头。

永定方面消息传来：虎岗乡生产单位被袭，七名留守人员被俘，生产工具被洗劫一空。

一百多个村庄，同时遭受摧残。

济仁堂的药柜前，来抓药的人比往日多了几倍。有的是来抓外伤药的，白及、三七、血竭，一抓就是半斤；有的是来抓退烧药的，石膏、知母、柴胡；还有的什么都不抓，只是进门转一圈，看一眼林蕴芝，又默默离开。

董敬禄忙得脚不沾地，额头上的汗擦了又淌。林蕴芝亲自坐堂问诊，从早晨开门到日头偏西，没有离开过那张黑漆诊桌。

黄昏时分，铺子里终于安静下来。

林蕴芝放下脉枕，按了按眉心。她的手上有淡淡的药草气息，经年累月洗不掉。傅鉴飞说，这是行医人的印鉴。

董敬禄端来一碗稀饭，搁在诊桌上，碗边配了一碟咸菜。林蕴芝看了一眼，没有动筷子。

“师母，”董敬禄小声说，“您从早到晚没吃东西。”

“不饿。”

她站起身，走到门口，往外看。

斜阳把忠恕坊的青石板路染成橙红色。远处有挑担子的小贩正在收摊，豆腐脑的铜锣敲了三下，闷闷的。一只黄狗蹲在屋檐下，伸出舌头喘气。

一切都和平常一样。又都不一样了。

“林先生。”

有人在她身后轻声唤。

林蕴芝回头。诊桌边站着一个人，四十来岁，穿着半旧的蓝布长衫，手里提着一只藤箱。这人是县立中学的国文教员，姓周，单名一个“恕”字。

“周先生。”林蕴芝请他坐下，“是来抓药，还是问诊？”

周恕摇摇头，把藤箱放在脚边。

“我是来辞行的。”

林蕴芝看着他。

“省党部下了公文，说我‘言论乖张，煽动学生’，教职已被解除。”周恕的语气很平静，像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明日一早，我带家眷回长汀老家去。”

林蕴芝沉默了一会儿。

“周先生，保重。”

周恕点点头，却没有起身。他看着诊桌上那块被磨得光滑的脉枕，半晌，忽然开口。

“林先生，我今日来，是想跟您说几句话。”

林蕴芝坐下来，示意他说。

“我在武所教书八年，常听人说起傅老太爷的事。说民国十六年那年，赤白拉锯，城头三日换一面旗，傅老太爷的济仁堂没有关过一天门。红军伤员来，他治；白军伤兵来，他也治。有人说他糊涂，他笑笑，说医者眼里没有旗。”

周恕顿了顿。

“我从前不懂，为什么一个人可以不问是非，只问病痛。这几年我渐渐懂了。他不是不问是非，他是信另一种是非。”

窗外，斜阳又落了几分。铺子里暗下来，董敬禄点起一盏油灯，搁在柜台角上。灯焰小，光晕只照得见方寸之地。

“林先生，”周恕站起身，提起藤箱，“我要走了。这八年承蒙济仁堂照应，无以为报。只有一句话留给您。”

他看着林蕴芝，目光清亮。

“这世上的事，有人记在簿子上，有人记在心里。簿子会被烧掉，心记的，烧不掉。”

他深深一躬，转身走入暮色。

林蕴芝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忠恕坊的转角。那只黄狗还在屋檐下，抬起头看看她，又趴下去，尾巴在地上慢悠悠扫了一下。

远处，县党部的方向亮起灯来。

王文涛是在三天后再次登门的。

这一回他没有穿长衫，也没有带听差。他来时是午后，济仁堂里正忙，抓药的人排着队。他站在门口阴影里等，没有进来，也没有出声。

林蕴芝送走最后一个病人，抬头看见了他。

“王书记长有事？”

王文涛走进来，摘下帽子，握在手里。他的脸上少了那日祠堂里刻意的温和，多了几分疲态，眼眶下一圈淡青。

“外祖母，我想跟您说几句话。”

林蕴芝看了一眼董敬禄。董敬禄会意，带着两个伙计进了后院。

铺子里只剩下他们两人。

王文涛没有落座。他站在柜台边，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帽檐，半晌才开口。

“外祖母，您恨不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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