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声把整个武所县城叫得发烫。

林蕴芝站在济仁堂药铺的柜台后面，手里的戥子半晌没动。戥盘里那几味柴胡、黄芩，称了又称，总觉着分量不对。她抬头看了一眼铺子外头的日头，白花花的，晃得人眼睛疼。

“师母。”

董敬禄的声音把她拉回来。敬禄也近三十，脑门上全是汗珠子。

“师母，王书记长的听差来了，说是要见您。”

林蕴芝放下戥子，把秤盘里的药草倒回抽屉，手很稳。她听见自己问：“人呢？”

“在里头厅上坐着呢，我给倒了茶。”

她点点头，把围裙解下来，叠好，放在柜台下头那块她站了二十年的地方。往二进院子走的时候，廊下的鹦鹉扑棱了一下翅膀，叫了声“芝姐好”。这鹦鹉是老爷子在世时养的，老爷子去了五年，鸟还活着，还在叫。

厅上坐着的是王文涛的听差老郑。这人是王文涛从省党部带回来的，五十来岁，脸皮白净，说话细声细气，看着像个账房先生。见林蕴芝进来，他起身，弯了弯腰。

“林先生，书记长说，后日是他外祖父傅老太爷的生忌，他想回老宅给老太爷上香，请您把祠堂的钥匙赏下来。”

林蕴芝在太师椅上坐了，没接钥匙的话，只问：“文涛身子可好？”

“好，好。书记长忙，这几日都在筹备戡乱清乡的事儿，常常熬夜。”

“熬夜。”林蕴芝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声音平平的，“他年轻，也要爱惜身子。”

老郑连声应着。

林蕴芝这才从腰间取下一串钥匙，挑出那把黄铜色的，搁在茶几上。老郑双手来接，她又按住钥匙的另一头。

“老太爷在世时，最厌烦铺张。上香是心意，不必惊动旁人。”

老郑的笑容在脸上顿了一下，很快又圆回来：“是，是，书记长也是这个意思。就自家几个人，不上香烛纸马，只敬一杯清茶。”

林蕴芝松开手。

钥匙落在茶几上，闷闷的一声响。

老郑走后，董敬禄探头进来，小声问：“师母，王书记长是他外孙，怎么不自己来拿钥匙，还打发人？”

林蕴芝没回答。她看着茶几上那把钥匙留下的压痕，青布椅垫的纹路里，陷下去浅浅一道。

“敬禄，”她说，“后日你把祠堂打扫一下。香炉灰该换了。”

民国三十二年的闽西，旱了整整一个七月。

汀江瘦成一条线，露出两岸灰白的卵石。稻田里裂着指头宽的缝，插下去的秧苗耷拉着头，叶尖焦黄。武所县城南门外的石阶上，每天都有从北边山上下来的难民。他们衣衫褴褛，挑着破箩筐，筐里坐着瘦成一把骨头的孩子，眼睛大得吓人。

济仁堂药铺这几日施粥，卯时一过门口就排起长队。林蕴芝带着董敬禄和两个伙计，在铺子西侧的偏院里架起两口大锅，熬的是糙米粥，里头掺了些切碎的红薯藤。红薯藤是自己种的，后园那一畦地，本来说要种药草，她让董敬禄翻了土，全插上红薯秧子。

“师母，外头有人说闲话。”董敬禄蹲在灶边添柴，脸上被烟熏得一道一道的。

“说什么？”

“说……说咱们济仁堂，专接济山里下来的难民，是通匪。”

林蕴芝搅粥的长柄木勺顿了一下，锅里的粥翻起一个滚，咕嘟一声破了。

“谁说的？”

董敬禄不敢看她，低着头：“听说是……商会李会长家的女佣人传出来的。”

林蕴芝没说话，继续搅粥。粥已经很稠了，勺子搅起来费劲。她的手腕还是几十年前那样稳，傅老爷子在世时就说过，蕴芝这双手，天生是抓药的。

“董敬禄，”她忽然开口，“你还记得民国八年的事吗？”

董敬禄摇头。民国八年他才不过六岁。

“那一年也旱，”林蕴芝看着锅里的粥，像是在跟它说话，“比今年还旱。汀江见底，人走过去不用脱鞋。山里闹红军，城里闹粮荒。你师父的济仁堂，门口也摆过粥锅。”

她顿了顿。

“那时候也有人说是通匪。”

董敬禄抬头，眼睛亮晶晶的：“后来呢？”

“后来？”林蕴芝轻轻笑了一下，笑声很短促，“后来你师父把粥锅一直摆到了落雨。”

傍晚收锅的时候，林蕴芝在后园浇红薯藤。暮色四合，远处黛色的山峦像水墨画里淡开的一笔。她直起腰，看见西边的天上烧着大片大片的火烧云，红得像血。

有人敲后门。

三短一长，停一停，又是三短一长。

林蕴芝放下水瓢，撩起围裙擦手，走过去开了门。

门外站着的是个年轻人，穿着灰布短衫，头上戴顶破草帽，帽檐压得极低。他抬起头来，露出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二十出头年纪，眉目清正。

“林先生。”他低声说。

林蕴芝往他身后看了一眼。巷子空荡荡的，只有谁家的一只黑猫蹲在墙头，尾巴慢悠悠地扫。

“进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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