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年轻人让进后园，掩上门。

“永定的消息不好。”年轻人站在红薯地边，没进屋，“县独立营的生产单位在罗畲被袭击了，昨夜的事。国民党省保安团干的，有三百多人，轻重机枪都有。我们损失了七个人，被俘五个，耕牛被抢了十七条。”

林蕴芝的手搭在红薯藤架的木桩上，木桩被太阳晒了一整天，还温着。

“罗畲……”她念着这个地名，“那里不是设了保农会的牌子么？”

“牌子没用了。他们不认。”年轻人摘下草帽，帽檐在他额上压出一道深深的红印子，“林先生，上杭、龙岩那边也来了消息，这三天，有三处生产点被袭击。长汀的情况还不清楚，但交通员已经断了两天。”

夜色正在四合。后园里那棵老龙眼树的枝叶间，归巢的鸟扑棱了几下，很快安静下来。

“王文涛后日要回老宅。”林蕴芝说。

年轻人抬眼。

“他外祖父的生忌，来祠堂上香。”林蕴芝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今早施粥的米是陈了两年的，“钥匙今天下午来人取走了。”

年轻人沉默了一会儿。

“他这个时候来上香……”

“嗯。”林蕴芝看着那棵龙眼树，“不是上香。”

龙眼树叶纹丝不动，没有风。

傅家老宅在城北忠恕坊，离济仁堂隔了三道街。

这宅子是傅鉴飞手上置下的，民国元年买的，距今三十年了。那时傅鉴飞才到武所开馆行医，名望渐起，买下铺面，渐渐成了城里数得着的人家。

老宅是三进院落，最后一进是傅家祠堂，供着傅家三代先人的牌位。傅鉴飞生前常来祠堂独坐，一坐就是一个下午。他去世后，这祠堂的钥匙就到了林蕴芝手里。

王文涛是八月十五回来的。

这一日天阴，早晨起来云层就厚，闷热得像扣在蒸笼里。董敬禄一早去开了祠堂门，扫地，换香炉灰，把供桌上傅老太爷的牌位擦了又擦。那块牌位是紫檀木的，用了三十年，边角都磨得圆润光亮，像是时常被人抚摸。

辰时刚过，王文涛到了。

他没有穿中山装，换了一件灰绸长衫，头上戴顶巴拿马帽，看着倒有几分傅鉴飞年轻时的样子。身后跟着两个人，一个是听差老郑，另一个是生面孔，三十来岁，穿黑香云纱衫，腰间鼓鼓囊囊的，董敬禄偷眼看了，没敢细看。

林蕴芝已在祠堂阶前等着。

王文涛上前两步，微微躬身，叫了声：“外祖母亲。”

林蕴芝侧开半步，没受他这个礼。

“王书记长是来给老太爷上香的。请。”

她把“王书记长”四个字咬得很清楚。

王文涛直起身，脸上的笑容纹丝不乱。他今年不到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省党部历练了几年，回到武所县任书记长，已是这一带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生得白净，眉目间有几分傅家人的清秀，只是眼神太活，转起来时像水银在盘子里滚，让人捉不住落处。

他进了祠堂，老郑递上香。香是三支，细的，檀木香。他接过来，在长明灯上点燃，举到额前，向着傅鉴飞的牌位深深一躬。

香烟袅袅，在幽暗的祠堂里盘旋上升。

林蕴芝站在门边，看着他。

她嫁给傅鉴飞时，王文涛已是个十岁的少年。那时傅鉴飞四十七岁，她不到二十岁，这桩婚事让城里人嚼了好几年舌头。王文涛的父亲——傅鉴飞长女的丈夫——那时还在武所县衙做公差，起初是反对的，后来不知怎么又赞成了，还主动来老宅走动，口口声声叫着她“续弦母”。

傅鉴飞去世那年，王文涛那时在上海做事。丧事办了七天，并没有回来吊孝。后来，在老宅遗像前哭得很伤心，磕了三个头，喊了三声“外公”。

那时林蕴芝站在灵帏边，看着他额头上磕出的青印子，心想：这孩子，是哭给活人看的。

“外祖母。”王文涛上完香，转过身来，语气恳切，“我这些年在外，少有回来侍奉，心中一直不安。如今调回武所，总算能就近孝敬您了。”

林蕴芝看着他的眼睛。

“王书记长公务繁忙，不必惦记老宅。”

“外祖母还是这般客气。”王文涛笑了笑，转头环顾祠堂，“我记得小时候来祠堂，外公总要考我背书。有一回背《药性赋》，我把‘寒’‘热’两篇记混了，外公罚我抄了二十遍。”

他顿了顿，像是真的沉浸在了往事里。

“那时候外公常说，行医是积德，做官也是积德，只要存心为民，便是殊途同归。”

林蕴芝没有说话。

王文涛看着她，目光柔和：“外祖母，我知道您这些年在施粥，接济难民。这是善举，我心中是敬佩的。只是如今时局不稳，有些人专会浑水摸鱼，打着接济的名头，行的却是通匪的勾当。您老人家心善，莫要被小人蒙蔽了。”

祠堂里很静。长明灯的火焰在玻璃罩里跳动，将傅鉴飞牌位上的字照得明明灭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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