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冬天，特别冷。

闽西山区惯有的湿冷在这个冬天变本加厉，寒风裹挟着湿气，钻入武所县城的每一个角落。青石板路上结了薄冰，踩上去发出脆响。街道两旁的店铺大多早早关了门，只有几家食铺还开着，蒸笼里冒出的白气在寒风中瞬间消散。

天色将晚未晚，县政府后院的书房里，县长钟礼斋放下手中的笔，揉了揉酸胀的太阳穴。桌上摊着各乡报来的灾情文书，字里行间透出的艰难，比窗外的寒气更刺骨。

“又冻死三个...”他低声自语，拿起最上面那份报告。那是临城乡送来的，简单几行字，写着在破庙中发现三具冻僵的尸首，两老一少，似是祖孙。

钟礼斋起身踱到窗前。年近五十的他，背已微驼，长衫肩部起了毛边，眼底布满血丝。他来武所已两年，眼见这闽西小城在战乱与天灾的双重夹击下日渐萧条。日军虽未至此，战争的阴影却无处不在——赋税加重，壮丁被征，物价飞涨。今冬这场数十年不遇的寒潮，更是雪上加霜。

“县长，该用晚饭了。”书记员在门外轻声唤道。

钟礼斋摆摆手，“不急，我去街上走走。”

“这天寒地冻的...”

“正是天寒地冻，才该去看看。”

披上厚重的旧棉袍，钟礼斋独自出了县政府。街上行人稀少，偶有路过者也缩着脖子快步疾走。寒风呼啸，卷起落叶和尘土。行至南门附近，他看见几个乞丐蜷缩在城墙根下，身上盖着草席，瑟瑟发抖。

“老哥，哪里人?”钟礼斋蹲下身，问其中一位须发花白的老者。

老者抬起浑浊的眼睛，打量了他一番，“湘坑的，老家遭了灾，逃难来的。”

“在这儿几日了?”

“五六日吧，记不清了。”老者咳嗽几声，“城里好歹有城墙挡风，比野外强。”

钟礼斋摸了摸老者身上的草席，薄薄一层，早已被湿气浸透。“吃过东西了吗?”

“早上有个善人施了粥，半碗。”

钟礼斋沉默片刻，从怀中掏出几枚铜钱，分给几人。“去买点热食吧。”

离开城墙根，他又转到城隍庙。庙内已挤满了无家可归者，男女老少皆有，约莫三四十人。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咳嗽声此起彼伏。庙祝认得县长，忙迎上来。

“县长大人，您怎么来了?”

“来看看。”钟礼斋环视四周，“这么多人，如何过夜?”

“挤一挤，总比外面暖和。”庙祝叹气道，“每日都有人来，庙里快容不下了。前日还有个孩子病死在这里，他娘哭晕过去好几回。”

钟礼斋眉头紧锁。“这些人都靠什么活命?”

“有好心人偶尔施粥，但也不是长久之计。有些人出去讨饭，老弱病残就只能干等着。”

离开城隍庙，钟礼斋的心情越发沉重。回到县政府，他直接去了书房，摊开纸墨，开始奋笔疾书。

“时值严冬，天寒地冻，我县境内饥民日增，街头常见冻馁之尸。为政者，当以民命为重...”他写的是给省政府的呈文，请求拨款设立救济院，收容无家可归者。

写至深夜，他终于搁笔。然而心里清楚，战时财政吃紧，省里拨款的希望渺茫。

第二天清晨，钟礼斋召集县府要员开会。

“昨日我巡视城中，饥民之多，触目惊心。”他开门见山，“仅城隍庙一处，就有四十余人露宿。天寒地冻，长此以往，必生大变。”

民政科长陈树民面露难色：“县长，县库空虚，实在无力赈济啊。今年税收不足预算六成，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了。”

“难道就眼睁睁看着百姓冻死饿死?”钟礼斋提高声音。

“非是坐视不理，实是力不从心。”财政科长接口道，“前月为支应军需，已挪用了教育经费，如今库中仅余应急之款，动不得。”

会议不欢而散。钟礼斋明白他们说的都是实情，但胸中那股郁结之气，却难以平息。

傍晚，他唤来书记员：“去请王会长来一趟，就说我有要事相商。”

王会长名王启明，也是傅善贞的小叔子，就是王文涛、王文澜的叔叔，是武所有名的茶商，王家三代经营，在闽西、粤东皆有产业，家底殷实，且乐善好施。钟礼斋到任后，与他多有往来，钦佩其为人。

不多时，王启明到了。他年逾五十，身着深色长衫，外罩貂皮马褂，面容清癯，目光炯炯。

“钟县长，这么晚唤我来，必有要事。”王启明拱手道。

钟礼斋请他入座，亲自斟茶。“确是有事相求。”他将昨日所见及今日会议情况一一说明。

王启明静静听着，不时点头，面色凝重。

“省里是指望不上了，县库又空虚，我只能求助地方士绅。”钟礼斋诚恳地说，“我想设立一所救济院，收容无家可归者，但这需要大笔资金。王兄在本地德高望重，若能带头捐资，再发动其他商户，或可成事。”

王启明沉吟片刻：“设立救济院，确是当务之急。但不知县长预计需要多少经费?”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