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明摇头：“赵老板，一千八百，仅够初期租房购床之用，日后维持费用从何而来?再者，如今街头饥民已逾百人，区区一千八百，如何够用?”

“百余人?”王文钦惊讶道，“有这么多?”

“仅我昨日统计，城隍庙、南门城墙、废弃房屋等处，露宿者已有一百二十余人。”钟礼斋接口，“这还不包括各乡上报的流浪人口。”

会场上响起一片惊叹声。

孙老夫子颤巍巍站起：“老朽愿捐五百，略尽绵力。”

这一来，会场气氛活跃起来。有人捐三百，有人捐二百，但也有人面露难色，小声抱怨。济仁堂的董敬禄也代表林蕴芝捐了三百。

忽然，一个年轻人站起来：“县长，诸位前辈，晚辈有一言。”众人看去，是新兴百货公司的少东家陈明远，刚从省城学业归来不久。

“明远有何高见?”王启明问。

陈明远清了清嗓子：“晚辈认为，设立救济院确是善举，但仅靠募捐非长久之计。晚辈在省城见过一些慈善机构，多有自营产业，以产业收入维持开支。”

“继续说。”钟礼斋颇感兴趣。

“我们可否将部分捐款用于投资，如购买田产出租，或开办简易工场，让有劳动能力的院民工作，既解决他们的生计，也能为救济院创收?”

会场上响起议论声，有人点头称是，也有人摇头质疑。

“想法不错，”赵守业撇嘴，“但投资需时，远水不解近渴。况且，让那些乞丐做工，能做出什么来?”

“赵老板此言差矣。”陈明远反驳，“人非生而乞讨，多是时运不济。给他们机会，未必不能自食其力。”

王启明点头：“明远说得有理。救济院不能只供食宿，还该教人以谋生之技。”

经过一番讨论，最终达成共识：先筹集资金设立救济院，同时规划自营产业，逐步实现自给自足。

捐款统计下来，共得五千三百元，超出钟礼斋预期。其中王启明一千，孙老夫子五百，陈明远也捐了三百，其余商户各捐几十至数百不等。

会后，钟礼斋立即着手筹备。在城西租下一处废弃的大宅院，可容纳百余人；购置床铺被褥、锅碗瓢盆；雇佣厨师、杂役各两名；又请来一名老中医，答应每周前来义诊两次。

半个月后，武所县救济院正式挂牌成立。开业当日，钟礼斋、王启明等亲临现场。消息传开，街头流浪者纷纷前来，排起长队。

钟礼斋站在门口，看着这些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人们，心中百感交集。这时，他注意到队伍中一个熟悉的身影——是那日在城隍庙见过的老乞丐。

“老哥，你也来了。”钟礼斋上前招呼。

老者认出他，连忙作揖：“多谢县长大人!多谢县长大人!”

“进去吧，里面有热粥暖炕。”

老者却犹豫了一下：“县长，我...我还有个同伴，腿脚不便，在后面...”

钟礼斋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不远处，一个中年人拄着树枝做的拐杖，艰难地挪动脚步。

“去两个人扶他过来。”钟礼斋吩咐杂役。

这时，王启明走过来，低声道：“钟县长，我刚才清点人数，已超过百人，后面还有来的。这院子恐怕容纳不下。”

钟礼斋皱眉：“能挤则挤，总不能将人拒之门外。”

“那是自然。”王启明点头，“不过，我们得早做打算，另寻更大场所。”

救济院开办不到十日，已收容一百三十余人。钟礼斋不得不下令暂停接收新院民，同时四处寻找更大场所。

然而，麻烦接踵而至。先是附近居民投诉，称院民偷窃晾晒的衣物；接着有传言说救济院中有人患传染病，引起恐慌；最严重的是，一天夜里，两名院民醉酒斗殴，一人重伤。

钟礼斋焦头烂额，连忙召集王启明等人商议。

“我早说过，这些人良莠不齐，”赵守业得知后直言，“好心未必有好报。”

“赵老板，不能因噎废食。”陈明远反驳，“出现问题，解决问题便是。”

经过讨论，他们制定了一套院规：禁止饮酒赌博，按时作息，轮流值日；同时根据陈明远的建议，开始在院内组织有劳动能力者从事编织、糊纸盒等简单工作。

一天下午，钟礼斋来到救济院视察。院子里，一些院民正在阳光下做手工，虽然动作生疏，但态度认真。角落里，几个孩子在识字班学习，教书的是自愿前来的一名小学教师。

院长李振邦迎上来：“县长，您来了。”

“近来如何?”

“好些了。”李振邦汇报，“制定了院规后，秩序好多了。现在有四十多人参与劳动，虽然收入微薄，但总算是个开始。”

钟礼斋点点头，四处查看。在工坊区，他注意到一个年轻人正专心致志地编织竹篮，手法熟练。

“这孩子手艺不错。”钟礼斋称赞道。

“他叫陈阿福，广东来的，家里原是做竹编的，后来遭了灾...”李振邦压低声音，“刚来时，整日不言不语，近来才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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