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粗略算过，若要租用房屋、购置床铺被褥、供应日常饮食，初期至少需五千元，往后每月维持费用也需近千元。”

“数目不小。”王启明微微颔首，“不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样吧，我认捐一千元作启动资金，再负责说服商会同仁共襄善举。”

钟礼斋大喜过望：“王兄慷慨，我代全县百姓谢过!”

“不必言谢。”王启明摆摆手，“我也是武所人，乡梓有难，义不容辞。只是...”他略作停顿，“此事恐有阻力，县长需有准备。”

“此话怎讲?”

“市面萧条，各家生意都不好做，要大家掏钱，难免有人不情愿。再者，饥民中多有外来者，恐会有人质疑为何要用本地钱财救助外乡人。”

钟礼斋点头：“王兄考虑周到。不过，灾民不分籍贯，皆是我中华同胞，岂能见死不救?”

“县长仁心，令人敬佩。”王启明道，“我明日便去联络商会同仁，三日后可否在县政府召开募捐大会?”

“好!就定在三日后。”

送走王启明，钟礼斋心中重负稍减，但仍不敢放松。他连夜安排人员，寻找适合作为救济院的场所。

次日，消息在县城传开，反响不一。市井百姓多称赞县长仁德，商户们则态度各异。有人佩服王启明慷慨，愿意效仿；也有人私下抱怨，认为这是官府变相摊派。

第三天下午，钟礼斋正在批阅公文，忽听外面一阵喧哗。书记员急匆匆来报：“县长，有几个乡绅求见，说是有急事。”

“请他们进来。”

进来的三人都是本地有头有脸的人物——米行老板赵守业、布庄东家王文钦，还有前清秀才，如今在乡间颇有田产的孙老夫子。

“县长大人，”赵守业率先开口，他身材肥胖，穿着绸缎棉袍，脸上带着商人特有的圆滑笑容，“听说县里要办救济院，收容流浪乞讨之人?”

“正是。”钟礼斋请他们坐下，“天寒地冻，总不能眼看百姓冻死街头。”

王文钦轻咳一声：“县长仁心，我等佩服。只是...如今生意难做，税赋又重，再要捐资，实在力不从心啊。”

孙老夫子捋着花白胡须，慢条斯理道：“老朽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这街头流浪者，多是好吃懒做之徒，或是外乡流民。我县百姓自顾不暇，何以要救助这些不相干之人?”

钟礼斋心中不悦，但仍保持平静：“孙老，饥寒交迫之下，人岂有本土外乡之分?再者，若无灾荒战乱，谁愿背井离乡，乞讨为生?”

赵守业笑道：“县长说得是。不过，我等小本经营，实在拿不出太多。若是象征性捐些，倒也无妨，只是那王会长一开口就是一千，这不是逼着我们也都大出血吗?”

“赵老板误会了。”钟礼斋道，“捐多捐少，全凭自愿，绝无强迫之意。”

“话虽如此，”王文钦接口，“王会长既已带头，我们捐得少了，面上也不好看。县长，可否将募捐标准降低些，让大家都能承受?”

钟礼斋看着三人，忽然问道：“三位可知道，昨日北门外又发现两具冻尸?”

三人面面相觑，没有说话。

“其中一具，是个七八岁的孩子。”钟礼斋声音低沉，“发现时，他蜷缩在母亲怀里，母亲也已奄奄一息。救回县政府后，那妇人哭诉，他们是从广东逃难来的，家乡遭了日军轰炸，丈夫死于战火，只好带着孩子北上投亲，不料亲戚早已搬走，盘缠用尽，只得流落街头。”

书房里一片寂静，只有炭火在盆中噼啪作响。

钟礼斋继续道：“那孩子前日还活着，在城隍庙外，有人给过他半块饼。若那时有个避寒之所，或许就不会死。”

孙老夫子微微动容：“竟有此事...”

“这样的惨剧，每日都在上演。”钟礼斋站起身，“我知各位生意艰难，但比起那些流落街头之人，总算还有瓦遮头，有衣蔽体，有食果腹。设立救济院，不只是救助他人，也是积德行善，为子孙造福。”

赵守业搓着手，面色尴尬：“县长说得是，是我们考虑不周。”

送走三人，钟礼斋长叹一声。他知道，这番谈话虽让他们暂时无话可说，但未必能真正改变他们的想法。

募捐大会当日，县政府议事厅内座无虚席。本地商户、乡绅来了三十余人，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钟礼斋首先发言，将街头饥民情况详细说明，又讲述了那对母子的遭遇。厅内渐渐安静下来。

“诸位，”他提高声音，“我等皆为人父母，为人子女，岂能忍心看同胞冻饿而死?今日请各位来，不是强征硬要，而是恳请各位发善心，积阴德，救民于水火。”

王启明紧接着站起：“钟县长为民请命，我等身为武所百姓，自当尽力。我王某在此承诺，捐资一千元，作为救济院开办之费。”

话音刚落，下面响起一阵窃窃私语。

这时，赵守业站起身，干咳两声：“王会长慷慨，赵某佩服。只是...如今市面不景气，我等小本经营，实在难以承担过重捐款。依我看，不如大家量力而行，凑个一千八百，也能救助不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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