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毓麟感激道：“多谢夫人！这些土法或许能解燃眉之急。”

饭后，王文翰送客出门，赵毓麟特意落后几步，与他并肩而行。

“王科长，今日多谢款待。”赵毓麟低声道，“我有一事相求。学校有几位进步学生，在校时曾参与抗日宣传，如今仍想继续活动，不知本地是否方便？”

王文翰会意：“赵教授，武所虽僻，也在政府管辖之下。学生爱国热情可嘉，但方式方法还须谨慎。若有具体活动，不妨先知会我一声，也好有所照应。”

赵毓麟点头：“明白，我们会掌握分寸。”

月光下，王文翰望着赵毓麟远去的背影，心中了然——这些大学教授中，必有亲近左翼者。但他相信，在民族危亡之际，抗日救亡是每个中国人的本分，不应以党派划线。

江夏大学临时校舍改造工程全面展开。王文翰几乎天天泡在工地上，与工人一同劳作。他的实干精神感染了许多人，连最初对“外来者”抱有戒心的本地乡绅也渐渐改变了态度。

这天，王文翰正在福音堂监督改造工程，陈裕光匆匆赶来。

“文翰，省教育厅的拨款迟迟不到，建材采购困难，工程恐怕要停滞。”

王文翰擦去额角的汗水：“还缺多少？”

“至少需五千元，才能完成主要校舍的修缮。”

王文翰沉思片刻：“给我三天时间。”

当天下午，他拜访了本地商会会长郑达甫。郑家是武所大户，经营纸业多年，王文翰禁烟时曾与郑家有过摩擦。

“郑会长，今日冒昧拜访，是为江夏大学筹款之事。”王文翰开门见山。

郑达甫慢条斯理地品着茶：“王科长，郑家近年来生意不佳，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王文翰不急不躁：“郑会长，贵府的连史纸远近闻名，据说连上海商务印书馆都曾采购用作印刷。可知道江夏大学迁来，对贵府生意有何益处？”

郑达甫挑眉：“愿闻其详。”

“江夏大学师生千余人，日常用纸量可观。更重要的是，大学有出版社，将来印刷教材、学术着作，岂非稳定的大客户？再者，郑会长若资助教育，美名远扬，生意场上岂不更加顺畅？”

郑达甫沉吟不语。

王文翰继续道：“当年禁烟，得罪之处，还望海涵。但那是为了武所百姓，今日筹款办学，同样是为了地方长远发展。郑会长是明理之人，当知孰轻孰重。”

郑达甫终于露出笑容：“文翰啊文翰，难怪人都说你辩才无碍。好吧，郑家捐一千五百元，再动员其他商号凑一千五。”

“多谢郑会长！”王文翰起身郑重行礼。

从郑府出来，王文翰又马不停蹄地拜访了几家乡绅。他巧妙地利用本地乡绅重视文教、爱面子的心理，以及江夏大学可能带来的实际利益，成功说服他们解囊相助。

第三天下午，当他把募集到的五千二百元交到陈裕光手中时，这位见多识广的教务长也禁不住动容。

“文翰，真不知如何感谢你！”

王文翰微笑：“裕光兄客气了。对了，我另有一事相求。”

“请讲。”

“江夏大学师资雄厚，可否为本地中学兼课？也让武所子弟沾些光。”

陈裕光大笑：“理所应当！我这就安排。”

校舍建设顺利进行，江夏大学师生渐渐适应了武所的生活。而王文翰与教授们的交往也日益密切，尤其是历史系的赵毓麟。

一个周末的下午，赵毓麟邀请王文翰到他的住处——一座临江的小楼品茶。

“王科长，你看这汀江，千百年来奔流不息，见证了多少兴衰。”赵毓麟望着窗外，若有所思。

王文翰点头：“是啊，我常想，日本人的铁蹄可以践踏我们的土地，却无法阻断这江水的流淌，无法消灭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

赵毓麟转身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这是我校教授新编的《中国通史简编》，或许你会感兴趣。”

王文翰接过书，发现书页间夹着几张传单，上面印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等字样。

赵毓麟压低声音：“文翰，实不相瞒，学校有一部分师生，一直在秘密从事抗日宣传。我们知道你在本地颇有影响，希望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

王文翰沉默片刻：“赵教授，我虽是政府官员，但首先是中国人。只要活动不违反国家法律，不危害地方秩序，我会尽力提供便利。”

“多谢！”赵毓麟紧握他的手，“我们知道分寸，绝不会给你添麻烦。”

临别时，王文翰指着那本书问：“这书我可以借回去看吗？”

赵毓麟会意一笑：“当然，夹在书里的‘书签’，或许也值得一读。”

王文翰把书小心地放进公文包。他明白赵毓麟在试探他的态度，而他也做出了选择。

七月流火，江夏大学临时校舍终于落成。学校决定举行简单的庆祝活动，邀请地方士绅参加。

然而，就在活动前一天，王文翰接到省党部密令：据报江夏大学内有“异动”，要求县党部密切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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