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秋，寒意料峭，闽西群山间的晨雾还未散尽，王文翰已站在武所城外码头上，注视着十几艘货船缓缓靠岸。船上满载着箱笼、书籍和仪器，更有满面风霜的师生——江夏大学从遥远的厦门迁来了。

“文翰兄，县政府派你来了？”船上跳下一人，是江夏大学教务长陈裕光，他与王文翰曾在厦门有一面之缘。

王文翰紧握对方双手：“裕光兄，一路辛苦了！武所虽僻，民心淳朴，必不负贵校托付。”

他转身指挥工人卸货，动作干练。年仅二十四岁的王文翰，已是武所县党部颇有声望的人物。去年禁烟运动中，他力排众议，查封了本地豪强十余家烟馆，救回上百烟民，一时声名大噪。如今面对江夏大学内迁这一要务，县政府自然想到了这位干练的年轻人。

“王科长，这些书箱要搬到哪里？”工头问道。

王文翰展开手中地图：“先运往文庙安顿，小心轻放，这些都是国之瑰宝。”

他亲自上手，与工人们一起搬运沉重的书箱。汗水浸透了他的中山装，但他毫不在意。王文翰深知教育之重要——他那已故的外祖父傅鉴飞，曾是武所一带的名医，常对晚辈说：“救国之道，一在强身，二在启智。”外祖父去世后，大女儿傅善贞——也就是王文翰的母亲——虽然没有继承家中医术，却也把这种理念传给了子女。

夜幕降临，王文翰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母亲傅善贞正在厅堂等候，桌上摆着已经微凉的饭菜。

“又忙到这么晚？”傅善贞起身要给儿子热饭。

王文翰连忙拦住：“娘，我自己来。江夏大学今天到了第一批师生，事情繁杂。”

傅善贞打量着儿子：“听说你把手下人都派去帮忙了？县党部没意见？”

“国难当头，教育乃民族命脉，谁敢有意见？”王文翰边热饭边说，“阿妈，您知道吗？江夏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一路历经战火，从江夏到漳城，再到岩城，最后绕道广东才运到咱们武所，损失极少，真是奇迹。”

傅善贞轻叹：“你外祖父在世时常说，医者救人性命，学者启人智慧，都是功德无量的事。你能参与其中，是福分。”

王文翰想起什么：“对了，明天我想请校方几位教授来家用晚饭。他们初来乍到，人生地疏...”

“知道了，我会准备。”傅善贞微笑道，“你呀，真像你外祖父，见了学问人就亲近。”

第二天，王文翰早早来到县党部，向书记长汇报江夏大学安置进展。

“文翰，你热心协助校方，这很好。”书记长话锋一转，“不过也要注意分寸，江夏大学师生来自各地，思想复杂，不宜走得太近。”

王文翰心里一凛：“书记长的意思是？”

“上月省党部通报，要严防共党分子利用高校内迁之机渗透。你协助校方建设即可，不必过多参与其内部事务。”

王文翰正色道：“江夏大学师生为避战火，辗转数千里，损失惨重。如今他们来到我们武所，若因猜忌而冷待，岂不令人心寒？我相信，绝大多数师生都是为保存中华文脉而来。”

书记长摆摆手：“不必如此严肃，只是提醒罢了。你去忙吧。”

从党部出来，王文翰心中郁结。他理解上级的顾虑，但更明白江夏大学内迁的意义。去年他赴省城受训时，曾亲眼目睹敌机轰炸后的惨状，更加坚定了教育救国的信念——武力可以亡人之国，却不能灭人之文化。

接下来的日子里，王文翰全力投入江夏大学的安置工作。校舍不足，他协调将文庙、县学旧址及几处祠堂划归校方使用；粮食紧缺，他亲自下乡动员乡绅捐粮；教职员工家属安置困难，他帮忙寻找合适民居。

这天傍晚，王文翰请了陈裕光和其他几位教授来家用晚饭。傅善贞准备了一桌本地菜肴：白斩河田鸡、麒麟脱胎、芋子饺，朴素而精致。

历史系教授赵毓麟品尝着菜肴，不禁感慨：“一路辗转半年，今日方有归家之感。”

王文翰举杯：“诸位先生不辞辛苦，将学校迁至此地，实为我武所之幸。我敬各位一杯。”

酒过三巡，话题转到建校困难上。

陈裕光叹道：“最大难题是实验室设备无处安置。理工科院系几乎无法开课。”

王文翰沉思片刻：“城北有处废弃的福音堂，面积颇大，稍加改造或可适用？”

“明日可否一观？”

“自然。”王文翰点头，“此外，我听说学校图书馆许多书籍还在箱中，潮湿恐致损坏？”

赵毓麟苦笑：“何止！前日大雨，暂存文庙的十几箱古籍已受潮，正在晾晒。武所气候潮湿，书籍防霉防蛀是大问题。”

王文翰想起外祖父的医书保存方法，说：“我外祖父生前藏书甚丰，常用本地一种香樟木防蛀，效果很好。明日我让人送些过来。”

傅善贞接话：“我还会配一种防虫药草，夹在书中，不妨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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