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张启明冷冷道，“那些因鸦片家破人亡的不可怜？蒋委员长明令：‘复吸者，格杀勿论’。我们这是在执行国法！”

王文翰负责准备郭光熙的案卷材料。他去了临时关押处，见到了这个即将被枪决的烟民。

郭光熙被关在一间狭小的囚室里，蜷缩在墙角，瘦得皮包骨头，两眼深陷。见王文翰进来，他挣扎着爬起来，跪在地上磕头：“长官，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我一定戒！一定戒！”

王文翰让看守打开牢门，走进去蹲下身：“郭光熙，你前两次也是这么说的。”

“这次是真的！真的！”郭光熙涕泪横流，“我梦见我娘了，她说我要是再抽，死了都没脸见祖宗。长官，求你给我一次机会，我家里还有老母亲……”

“你母亲不是去年就去世了吗？”王文翰翻过案卷，清楚记得这一条。

郭光熙一愣，随即哭得更凶：“是，是去世了，所以才托梦啊！长官，我要是死了，我郭家就绝后了！我儿子才十二岁，在外面流浪，我还没找到他……”

王文翰心中不忍，站起身：“你的案子已经定了，后天执行。”

“不！不！”郭光熙扑过来抱住他的腿，“长官，我知道是谁卖给我的烟土！我可以举报！戴罪立功！”

王文翰心中一动：“谁？”

郭光熙左右看看，压低声音：“是城南清雅茶社的李老板，但……但他上面还有人，是警察局的……”

看守咳嗽一声，打断了郭光熙的话。

王文翰明白看守的意思，对郭光熙说：“这些话，你可以在法庭上说。”

“没用的，没用的。”郭光熙突然松开手，瘫坐在地，眼神空洞，“上次老吴也是这么说的，结果还没上法庭，就在牢里‘病死了’。长官，您是个好人，但这事……您管不了的。”

离开关押处时，王文翰心情沉重。老陈跟在他身边，低声说：“郭光熙说的老吴，是去年一个烟贩，确实举报过一些事，然后就莫名其妙死了。尸检说是突发急病，但有人看见前一天晚上，警察局的人来找过他。”

“为什么不查？”

“查？”老陈苦笑，“王干事，您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这武所城就像一张网，谁碰了不该碰的线，就会被缠死。”

二月二十八日，郭光熙被押赴城西刑场枪决。

那天阴雨绵绵，围观的人群沉默地看着。枪响时，王文翰站在远处，没有上前。他听见身边两个商贩模样的人低声议论：

“唉，也是个可怜人。”

“可怜什么？抽大烟的都该死！我堂弟就是被这东西害死的。”

“你说，那些真正卖大烟的怎么不抓？光抓这些抽的有什么用？”

“嘘——小声点！不要命了？”

王文翰转身离开，雨水打湿了他的肩头，寒意刺骨。

郭光熙案后，禁烟行动加快了节奏。

三月上旬，王文翰接连审理了十九起重吸烟民案。这些案子大同小异：都是已经登记在册、进过戒烟所的烟民，再次被发现吸食鸦片。

审讯在党部临时设立的“禁烟特别法庭”进行。说是法庭，其实就是一间稍大的会议室，挂上国父像和国旗，摆上几张桌子。

第一个被带进来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农民，姓林，双手粗糙，满脸皱纹。

“林大有，你二月初刚从戒烟所出来，为什么又抽？”王文翰翻着案卷。

林大有低着头：“长官，我也不想啊。从戒烟所出来，浑身骨头疼，整夜整夜睡不着。那天路过陈记杂货铺，老板说有点‘好东西’，能止疼，我就……”

“陈记杂货铺也卖烟土？”

“不是明着卖，是偷偷的。”林大有突然抬头，“长官，我可以带你们去！戴罪立功！”

王文翰与一旁的老陈对视一眼。老陈微微摇头。

“你的情况，判处强制劳动三个月，再去戒烟所。”王文翰写下判决。

林大有被带下去时，还不停回头喊：“长官，我真的可以带路！陈老板的烟土是从码头来的，我知道！”

第二个、第三个……一整天下来，王文翰审了八个人。几乎每个人都提到了一些线索：码头的货运工头、某个客栈的掌柜、甚至是政府里的小职员……但一追问具体细节，这些人又支支吾吾，不敢多说。

休息时，王文翰问老陈：“这些线索，为什么不追查？”

老陈点了支烟——他是行动队里唯一抽烟的，抽的是纸烟，不是烟枪。

“王干事，我在这行干了十几年，明白一个道理：有些事情，不是查不到，是不能查。”他吐出一口烟圈，“就像下棋，有些棋子可以吃，有些棋子不能动，动了整盘棋就乱了。”

“禁烟是国家大计，有什么不能查的？”

老陈看着他，眼神复杂：“您是真不懂还是……唉，我直说吧。武所的烟土生意，不是一天两天了。从清朝末年就有，军阀混战时更盛。现在虽然明面上禁，但暗地里，多少人的利益在里面？警察局、商会、甚至县衙里，都有份子钱拿。您要是真一查到底，得罪的不是一两个人，是一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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