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秋云看了他一眼：“报了又如何？抓回来充军？文瀚，你可知前线战况？上海丢了，南京丢了，武汉丢了，国军一退再退。抓这些农家子弟去填战壕，不过是多送几条人命。”

“可这是法令……”

“法令也要看怎么执行。”李秋云叹口气，“新县制讲‘管教养卫’，这‘管’字若只知一味强硬，怕是要逼出民变。咱们做事，心里要有杆秤。”

王文瀚沉默。他想起训练班课堂上，教官慷慨激昂讲“抗战救国”“全民动员”，可眼前这农家逃丁的凄惶，却让他第一次对那些口号产生了怀疑。

下午，核查到第五保时，出了事。

一家姓罗的农户，户主罗大勇，四十来岁，膀大腰圆，以前是山里的猎户。核查时发现，他家户口册上只有夫妻二人，可屋里明显有第三人生活的痕迹——多一副碗筷，墙角有张草铺。

“说，还有谁住这儿？”同队的学员周振声厉声问。他是县保安队小队长的儿子，做事向来强硬。

“没……没谁。”罗大勇妻子眼神闪烁。

周振声推开她，径直走向里屋。罗大勇拦住：“长官，里屋是我老娘卧病在床，不方便……”

“让开！”周振声年轻气盛，一把推开罗大勇，掀开布帘。里屋床上空空如也，但窗户敞开，窗台上有新鲜泥印。

“跑了？”周振声转身揪住罗大勇衣领，“说！什么人？！”

罗大勇脸色铁青，拳头握紧。屋里气氛顿时剑拔弩张。

李秋云闻声赶来：“周同学，放手！有话好好说！”

“副组长，这家肯定藏了可疑分子！”周振声不松手，“说不定是山里下来的……”

话音未落，罗大勇猛地挣脱，从门后抄起一根扁担：“狗官！跟你们拼了！”

几个学员吓得后退。周振声拔出手枪——训练班配发给组长的自卫武器：“你敢！”

“别开枪！”李秋云挡在中间，“罗大哥，放下扁担，有话好说！”

王文瀚也上前：“罗叔，我们只是核查户籍，不是来抓人的。你若有人借住，登记便是，何至于此？”

罗大勇盯着他们，胸口起伏，终于缓缓放下扁担：“是……是我外甥。他娘死了，爹在汀州做工，暂住我家。”

“人呢？”

“见你们来，怕……怕抓壮丁，翻窗跑了。”

李秋云松了口气：“既是亲戚，登记便是。周同学，把枪收起来。”

周振声不情愿地收枪，狠狠瞪了罗大勇一眼：“今日看在副组长面子上，饶你一次。户口册上补登名字，明日带他到乡公所按指模！”

回程路上，周振声愤愤不平：“副组长，你太软弱了！这种刁民，就该严办！”

李秋云冷冷道：“严办？若他真拼命，你枪里六发子弹，打完了怎么办？咱们八个人，在这乡里人生地不熟，激怒乡民，能活着回县城？”

周振声语塞。

王文瀚走在最后，回头望了眼罗家土屋。罗大勇站在门口，身影在暮色中如铁塔般沉默。那一瞬间，王文瀚忽然觉得，这户籍核查看似简单，实则是场无声的较量。一方要管，一方要藏；一方要查，一方要瞒。而这较量的背后，是整个时代的惶惑与不安。

实习第七天，各组回乡公所汇总情况。

李秋云在油灯下整理名册，王文瀚帮忙誊抄。其他学员累了一天，早早睡下。土楼外传来打更声，三更天了。

“李姐，还不休息？”王文瀚揉了揉酸涩的眼睛。

“你先睡吧，我把这几户的疑点整理完。”李秋云笔下不停，“今日周振声那组查到一户，儿子五年前‘外出未归’，我问了邻舍，说是当年跟红军走了。这种事最难办，报上去，一家都要遭殃；不报，万一查出来，咱们也要担责。”

王文瀚迟疑片刻，低声道：“李姐，我……我有个堂兄，也是当年跟红军走的。”

李秋云笔尖一顿，抬头看他：“哦？后来呢？”

“再无音讯。家里都说死在外面了。”王文瀚苦笑，“这次户籍核查，我二叔特意交代，要我注意这类事。可我真不知该如何处置。”

“你二叔是王守诚掌柜吧？”李秋云放下笔，“我父亲提过他，说是个明事理的人。”

“李姐的父亲是……”

“李慕陶。你该听说过。”

王文瀚点头。李慕陶是中都乡有名乡绅，祖上出过举人，家中田产不少，但口碑不错，灾年常开仓济贫。

“其实，这新县制推行的种种，我父亲早有看法。”李秋云忽然道，“文瀚，你读过三民主义吗？”

“读过。训练班第一课就是。”

“那你说说，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核心是什么？”

“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可你看这新县制，”李秋云手指轻敲名册，“田赋征实，按亩收粮，富者田多，却可将税负转嫁佃户；办合作社，说是统购统销，实则商人乡绅把持，低价收农产，高价卖盐布；清查户籍，连坐之法，更让百姓惶惶不可终日。这哪里是民生？分明是榨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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