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春天，刘青娣终于下定决心，请哑巴来做长工。

“哑巴，你愿不愿意来我家干活？”一天傍晚，她在破庙前找到他，用手比划着，“管吃管住，一年再给你做两身新衣裳。”

哑巴愣了一会儿，然后用力点头，眼睛里闪烁着感激的光。

这件事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议论。

“一个寡妇，雇个男人住家里，像什么话！”

“敬胜才走了两年，她就耐不住寂寞了？”

“哑巴好歹是个男人，这孤男寡女的，难免出事...”

这些话传到刘青娣耳朵里，她只是抿紧嘴唇，继续做自己的事。她别无选择——要么饿死，要么面对流言蜚语。

哑巴搬来的那天，刘青娣在灶房旁收拾出一个小房间，虽然简陋，但干净整洁。她严肃地比划着告诉他：“这里是你的房间，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能进正屋，尤其是晚上。”

哑巴重重地点头，用手语表示他明白。

事实证明，刘青娣的选择是对的。哑巴不仅勤劳肯干，把十几亩地打理得井井有条，还会修葺房屋、喂养牲畜。他对待承云、承露如同自己的孩子，会给他们编草蚱蜢，做木陀螺，教他们辨认山里的野果和蘑菇。

渐渐地，孩子们叫他“哑叔”，村里的闲言碎语也少了。

时间如流水，转眼到了一九三五年。

那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汀江岸边结了一层薄冰。承云感染了风寒，高烧不退，咳嗽声撕心裂肺。刘青娣请来了乡里的郎中，开了几服药，不见好转。

“这孩子病得不轻，得用好些的药。”郎中摇头说，“最好是去汀州城里的西药店买些西药，否则...”

刘青娣一夜未眠。第二天清晨，她再次下到地窖，取出三块银元。这次，她决定亲自去一趟汀州城。

从湘水湾到汀州，要走八十多里山路。刘青娣天不亮就出发，哑巴执意要陪她去。他比划着说：路上不安全，他可以保护她。

一路上，两人默默无言。刘青娣走在前面，哑巴跟在后面，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山路崎岖，偶尔有乌鸦从枯树上飞起，发出凄厉的叫声。

快到汀州城时，他们遇到了一队士兵——不是国民党军，也不是红军，红军早就走了。这些是地方民团。这些人比正规军更可恶，他们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无恶不作。

“站住！”一个满脸麻子的团丁拦住他们，“干什么的？”

刘青娣心跳如鼓，强作镇定地回答：“老总，孩子病了，进城买药。”

团丁上下打量她，目光落在她鼓囊囊的衣袋上：“买药？我看不像！搜身！”

眼看团丁的手就要伸过来，哑巴突然冲上前，挡在刘青娣面前，咿咿呀呀地比划着。

“妈的，原来是个哑巴！”团丁嫌恶地后退一步，“滚开！”

另一个团丁却眯起眼睛：“这女人长得不错啊...”

刘青娣吓得浑身发抖。就在这时，远处传来马蹄声，一队骑兵疾驰而来。团丁们见状，立刻整队站好，不敢再放肆。

骑兵队经过时，刘青娣看见他们的旗帜——是国民党军。为首的一个军官勒住马，看了看她和团丁，厉声问道：“怎么回事？”

团丁头目赶紧赔笑：“长官，没什么，例行检查。”

军官又看了看刘青娣和哑巴，似乎明白了什么。他对团丁们喝道：“现在是特殊时期，你们要是敢骚扰百姓，军法处置！”

“是是是，不敢不敢...”团丁们连声应道。

军官又转向刘青娣，语气缓和了些：“大嫂，你们快走吧，天黑前就关城门了。”

刘青娣连连道谢，拉着哑巴快步离开。走出一段路后，她回头看了一眼，那队骑兵已经远去，只留下滚滚烟尘。

那一刻，她突然意识到，这个世道，人命如草芥。若不是那队国军及时出现，她和哑巴不知会遭遇什么。

在汀州城，她不仅买到了药，还去看望了姑姑董婉清。姑姑见她脸色憔悴，又塞给她一些钱，叮嘱她好好照顾孩子。

回程的路上，天色已晚。山路漆黑，哑巴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根松明，点燃后举在前面照亮。火光跳跃，在他的脸上投下明明暗暗的影子。

突然，刘青娣脚下一滑，险些摔倒。哑巴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她。他的手粗糙而有力，臂膀结实——那是一个常年劳作的女人的手臂。

那一瞬间的接触，让两人都愣住了。刘青娣慌忙站稳，哑巴也迅速收回手，脸上浮现出愧疚和不安。

“没事...”刘青娣低声说，不知是在安慰他，还是在安慰自己。

那一晚，她失眠了。敬胜的面容在脑海中模糊不清，取而代之的是哑巴那双诚恳而隐忍的眼睛。

承云的病在西药的作用下渐渐好转。但这次经历，让刘青娣与哑巴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们依然很少交流——一个不愿说，一个不能说。但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一种无需言语的默契悄然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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