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水河总在清晨时分泛起乳白的雾气，蜿蜒穿过闽西连绵的群山。湘水湾就卧在江水拐弯的地方，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山坡上，青瓦木墙的房屋层层叠叠，像是粘在山壁上的燕巢。

董敬胜的尸首从美溪被送回来时，已经被雨水泡得不成样子。

刘青娣记得那天，族里的叔公拄着拐杖站在她家院子里，声音又干又涩：“敬胜媳妇，人死不能复生，你可要挺住。承云还小，你怀里还有一个，这个家以后就靠你了。”

她没哭，只是死死攥着衣角，直到指甲陷进掌心，留下四个月牙形的血印。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还在肚子里，躲在门后，不敢出声。

董敬胜下葬后的第七天，刘青娣终于一个人爬上了屋后的小阁楼。那里堆放着敬胜生前的一些杂物，她在一个破旧的木箱前蹲下，手指沿着箱底摸索，终于触到一块松动的木板。她轻轻撬开它，手伸进黑暗的夹层，触到了那些冰凉、坚硬的东西。

一共八十七块银元，用油布包得严严实实。这是敬胜留下的全部家底，是他一次次冒着风险往返于潮汕与闽西之间，贩卖土纸、茶叶积攒下来的，还有一些地租积累起来的。他常说：“这些银元，是留给承云读书的。”

现在，它们成了这个家活下去的唯一依靠。

日子像湘水湾的溪水，表面平静，底下却暗流涌动。

敬胜去世后的第二年春天，刘青娣第一次动了那些银元。那天夜里，她取出一枚，放在灶台的灰烬里滚了又滚，直到它失去了原有的光泽，看起来像是被岁月侵蚀多年的旧币。天未亮，她就背着竹篓，步行二十里山路，到了邻镇的集市。

集市上人多眼杂，她找到一个相熟的杂货店老板，低声说要换些铜板。老板看了看她，又看了看那枚被故意做旧的银元，什么也没问，按市价兑给了她一千二百个铜板。沉甸甸的铜钱装在她的布袋里，压得她肩膀生疼。

她用这些钱买了米、盐，还有一小块布，准备给承云做件新衣——孩子的袖子已经短了一大截。

回程的山路上，她走得很慢，不时回头张望，生怕有人跟踪。湘水湾太小了，小到谁家多吃一顿肉，第二天全村都会知道。一个寡妇，若是突然有了来路不明的钱，不知会惹来多少闲言碎语，可能还会带来其他要命的风险。

“敬胜家的，日子还过得去吗？”路上遇到同村的妇人，总是这样问。

“勉强糊口吧，多亏姑姑接济。”她总是这样回答。

董婉清是敬胜的姑姑，很多年前从武所搬迁到了汀州城里。敬胜的姑丈是汀州人，是在武所开药铺，家境尚可。每隔两三个月，她会托人捎来一些钱粮，虽不多，却足够一家人吃上十天半月。这份恩情，刘青娣铭记在心。

但她从不敢完全依赖这份接济。乱世之中，谁家都不宽裕。

那是一九三三年的初夏，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在闽西一带拉锯作战，时局动荡。村里时常有队伍经过，有时是红军，有时是国军，有时甚至是土匪。每到这时，家家户户紧闭门窗，女人和孩子躲进地窖或后山的山洞。

刘青娣也不例外。她在家中后院挖了一个地窖，里面存放着一些粮食和那包珍贵的银元。每当有军队过境，她就带着两个孩子和少许干粮躲进去，一待就是大半天。

有一次，一支国民党部队在村里驻扎了三天，征用了几乎所有能吃的牲畜和粮食。刘青娣家唯一的一头猪也被牵走了，只换来了几张几乎无法流通的纸币。

那天晚上，承云饿得直哭，承露也小声啜泣。刘青娣摸着黑下到地窖，又取出一块银元。第二天，她绕道三十里，去了更远的集镇，换了一些铜板，也换回了粮食和一块腊肉。

那晚，孩子们吃上了几个月来第一顿有肉的晚饭。承云懂事地夹了一块肉放到母亲碗里：“阿妈，你吃。”

刘青娣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家里的十几亩地，原本是敬胜在时买下的，靠租给佃农耕种收些租子过活。敬胜去世后，佃农见家中无男丁，开始拖欠租粮。刘青娣一个妇人，又带着两个孩子，无力与之争执。

“请个长工吧。”族里的三叔公建议，“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地荒了。”

湘水湾一带，请长工不是易事。壮劳力要么自己家有地，要么早已被大户人家雇去。况且，雇一个陌生男子住进家中，对于一个寡妇来说，难免惹人闲话。

就在这时，哑巴出现了。

他原本是流落到湘水湾的乞丐，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姓什么，叫什么。只因不能说话，大家都叫他“哑巴”。村头的林寡妇可怜他，让他在自家柴房住下，帮着干些杂活换口饭吃。

后来林寡妇病逝，哑巴无处可去，就在村口的破庙里安身。他力气大，干活勤快，谁家有重活累活，叫他帮忙，他从不推辞，只要管顿饭就行。

刘青娣观察了他大半年，发现他虽不能言，却心地纯善，尤其喜欢孩子。有时承云、承露在村口玩耍，他会在不远处守着，防止他们靠近水塘或危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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