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黄土在三月里开始解冻。

白天太阳出来时，向阳的山坡上，冻了一冬的土层表面会微微发软，踩上去有轻微的弹性，像这片土地在漫长寒冬后终于能舒一口气。到了夜里，寒气重新凝聚，土又变硬，但那种坚硬已经和腊月不同——是外硬内软，底下有东西在悄悄松动，在准备生长。

杨家岭的一孔窑洞里，窗户纸新糊过，透进来的光白蒙蒙的。窑洞不大，靠墙摆着两张木板床，中间一张八仙桌，桌上堆着书、报纸、还有一沓沓手抄的稿纸。几个年轻人围坐在桌旁，有男有女，都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袖口磨出了毛边。

“就这一句，”说话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女青年，短发，脸颊上有陕北人特有的高原红，“‘纵使长夜如墨，总有星火不灭’——你们听这个‘墨’字，用得真好。不说‘黑’，说‘墨’。墨是写字的，是文化的，这就把黑暗和文化连起来了。”

她手里拿着一张油印的纸，纸已经翻得起了毛边，上面是《告中华同胞书》的节选。油印的质量不好，有些字模糊了，但那些句子，在座的每个人几乎都能背下来。

“小崔说得对。”旁边一个戴眼镜的男青年点头，他是鲁艺文学系的学生，“还有后面那句：‘我每写一字，就是替九个人写；我若能看到天亮，就是替九个人看。’这是把个人的写作，和集体的牺牲连在一起了。”

窑洞里很安静。远处有骡马的铃铛声，有战士操练的口令声，有妇女们在河边洗衣的捣杵声。但这些声音都隔着，像背景，窑洞里的这几个人，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

这是“玉振文艺研究组”的第三次聚会。组名是鲁艺的学员们自己起的——半个月前，延安召开了一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会上有负责同志在讲话中提到了贾玉振的《告中华同胞书》，说这是“文化抗战的典范，值得文艺工作者学习研究”。会后，几个年轻学员一商量，就成立了这个小组，专门研读、讨论贾玉振的作品。

起初只是七八个人，现在已经有二十多个了。窑洞坐不下，就分成两拨，一拨在上午，一拨在下午。来的人有鲁艺的学生，有抗大的教员，有报社的编辑，甚至还有从前线回来休整的文艺兵。

“我有个想法。”一个一直沉默的男青年忽然开口。他叫李振华，是鲁艺音乐系的，会拉二胡，会吹笛子，还会编曲。“咱们能不能把《我和我的祖国》改编成陕北的调子？就用信天游的旋律，填上原来的词。”

“信天游？”小崔眼睛一亮，“那个调子高亢，能传得远！”

“对。”李振华从怀里掏出一把自制的竹笛，“我试了几个晚上，觉得可以用《三十里铺》的调子做基础，但节奏要加快些，更激昂些。你们听听——”

他把笛子凑到唇边。

窑洞里响起笛声。起初是悠长的引子，像黄土高原上早晨的风，从这架山梁吹到那架山梁。然后节奏加快，旋律变得跳跃、明亮，像山涧的水，在解冻后欢快地流淌。李振华没有吹完整的曲子，只吹了主旋律的几个小节，但那种属于陕北的、粗犷而又深情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好！”戴眼镜的男青年一拍桌子，“就用这个调子！词呢？词要不要改？”

“词不用大改。”李振华放下笛子，“但有些词要换成咱们陕北人常说的。比如‘高山’可以换成‘山梁’，‘河流’可以换成‘延河’——这样唱起来更亲切。”

“那试试？”小崔跃跃欲试。

李振华重新拿起笛子，起了个调。小崔清了清嗓子，开始唱。她的嗓音清亮，带着年轻人的朝气：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还是原来的词，但旋律变了。信天游的调子让这首歌有了新的味道——不是重庆那种在废墟中坚持的悲壮，是黄土高原上那种生生不息的、野草般的坚韧。

窑洞外，路过的几个战士停下了脚步。他们原本是去操练的，听见歌声，互相看了看，也凑到窗前听。

“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小崔唱到这一句时，窗外的一个老战士突然红了眼眶。他是山西人，参加革命十年了，从山西走到陕西，从红军走到八路军，走了几千里路。他想起老家村口那棵老槐树，想起母亲送他走时塞进他手里的两个窝窝头，想起那些牺牲在路上的战友。

“我歌唱每一座山梁，我歌唱每一条河——”

歌声飘出窑洞，飘过院墙，飘到更远的地方。河边洗衣的妇女们抬起头，手上还滴着水；窑洞里正在备课的教员推开窗，侧耳倾听；就连在菜地里锄草的老乡，也直起腰，把手搭在锄把上，听这陌生又熟悉的旋律。

一曲唱完，窑洞里安静了几秒。

然后，掌声响起来。不仅是窑洞里的人，窗外的几个战士也在鼓掌。

“这个好！”戴眼镜的男青年激动地说，“明天我就把谱子记下来，油印出来，发到各连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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