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里死寂。

窗外的雨声突然变得清晰起来，哗哗，哗哗，像无数人在低声哭泣。

潘友新的脸色变了。他放在膝上的手微微握紧，手背上青筋隐现。他看着贾玉振，看着那双平静得可怕的眼睛，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希特勒会想要这个人，为什么美国人会拼命保护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的笔，只服从真相——或者说，只服从他看见的真相。

“贾先生，”潘友新终于开口，声音有些干涩，“您说的这些……是苏联历史上的复杂时期。每个国家都有……”

“但那些时期里的人，也是人。”贾玉振打断他，“布哈林被枪决前，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的最后一句是：‘柯巴（斯大林昵称），你为什么非要我死？’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被处决时，据说法庭只用了二十分钟。大清洗时，莫斯科每天夜里都有黑色轿车开进开出，带走的人再也没回来。”

他顿了顿：

“大使先生，您知道这些事吗？”

潘友新沉默了。他知道。每一个苏联外交官都知道，但谁都不说。那是房间里的大象，是档案库里的幽灵，是所有人默契地假装不存在的伤口。

“贾先生，”他艰难地说，“历史是复杂的。但我们现在在谈的，是反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作品，是鼓舞反法西斯士气的作品……”

“所以不能写真实的伤口？”贾玉振问，“只能写光鲜的表面？”

“不是不能写，是……要有选择地写。”

“选择。”贾玉振重复这个词，笑了，笑容里满是苦涩，“大使先生，您知道我为什么写《清除日》吗？”

潘友新摇头。

“因为我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当权力认为可以‘选择’真相时，真相就会消失。当文字只能写‘该写’的东西时，文字就死了。”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潘友新：

“我在重庆，写中国的事。我写前线的牺牲，也写后方的腐败；写民众的勇气，也写官僚的懦弱；写希望，也写绝望。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只写一半，我的文字就是假的。而假的文字，救不了国，也救不了人。”

他转身，看着潘友新：

“大使先生，您让我写苏联。我可以写。我可以写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英勇，写苏联人民在战争中的坚韧。但我也会写别的——写那些被历史遗忘的名字，写那些被权力碾碎的命运，写那些在‘社会主义优越性’口号下，依然在受苦的人。”

“那样的文章，”潘友新也站起来，声音有些发紧，“《真理报》不会发表。”

“我知道。”贾玉振点头，“所以，我写不了你们要的文章。”

他走回桌前，拿起那个文件袋，双手递还给潘友新：

“大使先生，请您转告莫斯科：经过大清洗的土地，长不出真实的文字。而我的笔，只写真实的文字——哪怕真实很痛，很难看，很不‘优越’。”

潘友新没有接。他看着那个文件袋，看着贾玉振平静而坚定的脸，忽然觉得手中这份来自莫斯科的命令，轻得像一片羽毛。

不，比羽毛还轻。

羽毛还能飘起来，还能飞。而这份命令，落在地上，连声音都没有。

“贾先生，”他终于接过文件袋，声音很低，“您知道拒绝的后果吗？”

“知道。”贾玉振说，“但接受的后果，我更清楚。”

潘友新深深看了他一眼，然后鞠躬——不是外交礼仪那种浅浅的躬身，是真的、深深的、带着敬意和遗憾的鞠躬。

“我明白了。”他说，“贾先生，保重。”

他转身离开，走到门口时，又停下，回头：

“顺便说一句，您在《清除日》里描写的‘社会贡献积分’和‘净化日’，在莫斯科引起了一些……讨论。有些人说，您是在影射苏联。”

贾玉振笑了：“我是在影射所有认为可以用制度筛选人类的社会。不只是苏联，还有德国，还有……所有试图用数字衡量人性价值的地方。”

潘友新点点头，没再说话，推门走进了雨里。

苏婉清从里间出来，轻声问：“就这样拒绝了？”

“嗯。”贾玉振重新坐下，看着桌上那页写了一半的稿纸，“婉清，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提布哈林和图哈切夫斯基吗？”

“因为那是苏联的伤疤？”

“因为那是所有极权体制的伤疤。”贾玉振的声音很轻，“德国有，苏联有，将来……其他地方也可能有。而作家的责任，不是掩盖伤疤，是揭开它，让人们看见——看见伤疤下面的东西，是腐烂，还是新生。”

窗外，雨还在下。

而那个装着莫斯科邀请的文件袋，正在一辆普通的轿车里，驶向苏联大使馆。车窗外，重庆的街道湿漉漉的，行人匆匆，黄包车夫在雨中奔跑，卖报的孩子把报纸藏在衣服里，防着被雨打湿。

一切都是湿的，重的，真实的。

莫斯科的回复，在五天后到达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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