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电报，是一封加密的、只有潘友新能译读的密电。电文很短，只有一句话：

“此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情调浓厚，不必再接触。注意观察其与美方关系。”

落款是斯大林办公室的代号：“一号”。

潘友新译完电文，坐在办公桌前，久久没有动。窗外的雨还在下，他忽然想起贾玉振说的那句话：“经过大清洗的土地，长不出真实的文字。”

他想反驳，想告诉那个中国人：苏联有普希金，有托尔斯泰，有肖洛霍夫——那些都是真实的、伟大的文字。

但他没说出口。

因为那些作家，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审查，有的不得不写违心的颂歌。而那个中国人，宁可拒绝希特勒的部长待遇，拒绝莫斯科的《真理报》头版，也要守着自己那支只写真实文字的笔。

潘友新把电文纸凑到烟灰缸上方，划燃火柴。

火焰腾起，纸卷曲，焦黑，化为灰烬。

他起身，走到档案柜前，打开“贾玉振”的文件夹。里面有三份情报，一份邀请记录，一份谈话纪要。他拿起笔，在谈话纪要最后加了一行字：

“此人不可用，但值得尊重。他的笔，不属于任何国家，只属于真相。”

写完，他合上文件夹，锁进档案柜最底层。

然后他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雨。

雨中的重庆，模糊，沉重，但真实。

就像那个中国人的文字。

真实到让人疼痛。

真实到……让所有试图驯服它的人，最终都只能放手。

而就在这天下午，七星岗书房里，贾玉振写完了《山河血》第四章的最后一段：

“那个小学教师念完‘人之初，性本善’后，抬头看着废墟上的天空。天是灰的，雨在下。但他对孩子们说：‘记住这句话。无论这世道变成什么样，你们要相信，人心里最初的那点善，灭不了。’”

“后来他死了，死在日军的扫荡中。但那半本烧焦的教科书，被一个孩子藏了起来。那个孩子长大后，成了另一个小学教师，在另一片废墟上，念同样的句子。”

“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在这片被血浸透的土地上，传了下去。”

“像种子。像火种。像所有杀不死的东西。”

写完，他放下笔，长长吐出一口气。

窗外，雨渐渐小了。

天边，有一线微光，从铅灰色的云层后透出来。

很淡，但确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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