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雨是那种缠绵的、不肯停歇的雨，从二月底下到三月初，天空永远是铅灰色，像一块浸透了水的旧抹布，拧不出半点阳光。雨水顺着苏联大使馆那栋俄式建筑的铁皮屋顶往下淌，在屋檐下形成一道连绵不断的水帘，哗哗的声音日日夜夜响着，像这个国家没完没了的叹息。

潘友新大使站在办公室窗前，手里拿着一封刚刚译成中文的电报。电报来自莫斯科，发自联共（布）中央国际宣传部，措辞是那种典型的苏式公文语言：简洁，直接，不容置疑。

“请转交贾玉振先生：联共（布）中央诚挚邀请先生创作反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苏联红军英勇作战的作品。作品完成后，将在《真理报》头版连载，并译为俄文及各加盟共和国语言广泛传播。此致敬礼。”

后面附有一份详细的“创作建议”：要突出集体农庄的丰收，要描写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英勇，要展现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旗帜下的团结一心，要揭露法西斯德国的残暴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

潘友新看了三遍，然后把电报轻轻放在桌上。他今年四十七岁，在苏联外交系统工作了二十年，从西班牙内战到中国抗战，见过太多文人、艺术家、知识分子。他知道这类邀请意味着什么——不是真的“邀请”，是任务。接受了，你的笔就不再属于自己；拒绝了，你的名字就会从某个名单上划掉。

但他对贾玉振的了解，来自三份情报。

第一份是军统内部流出的：此人拒绝希特勒的邀请，回信只有一句话，却让柏林震怒。

第二份是美国记者玛丽的报道：此人用美国人的钱办中国人的事，把“星条旗护身符”用到了极致。

第三份是延安方面通过秘密渠道传来的简报：此人的文章在根据地广为流传，但本人从未表示倾向任何政治派别，只说“为中国人写中国人的事”。

三份情报拼出一个复杂得让人头疼的形象。

“大使同志，”秘书推门进来，“车准备好了。按您的要求，没有用使馆的专车，用的是普通轿车，车牌也换了。”

潘友新点点头，拿起衣帽架上的黑色呢大衣：“文件呢？”

“在这里。”秘书递上一个牛皮纸文件袋，里面装着那封电报的中俄双语打印版，以及联共（布）中央国际宣传部的正式信函——用的是印有镰刀锤子徽章的特制信笺。

潘友新接过文件袋，却没有马上离开。他走到墙边，那里挂着一幅苏联地图，从莫斯科到重庆，直线距离超过五千公里。现在，他要跨越这五千公里，去邀请一个中国人，写一个关于苏联的故事。

而这个中国人，可能根本不想写。

“走吧。”他终于说。

七星岗的雨水更多。

不是那种倾盆大雨，是细密的、无孔不入的雨丝，从早到晚飘着，把青石板路浸润得油亮，把砖墙泡出深色的水痕。贾玉振坐在书房里，窗户关着，但湿气还是从缝隙里钻进来，墨盒里的墨汁比平时更难磨开，笔尖蘸了墨，落在纸上总是洇开一小片。

他在写《山河血》的第四章，写到一个细节：南京陷落后，一个小学教师在废墟里捡到半本烧焦的教科书，他坐在断墙下，给周围的孩子念书上的句子——“人之初，性本善”。念着念着，他自己哭了，孩子们也哭了，但没有人停下。

写到这里时，门被轻轻敲响。

“先生，”苏婉清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张名片，“有客人。苏联大使馆的，姓潘，说想见您。”

贾玉振放下笔。墨迹在纸上晕开，把“性本善”的“善”字染模糊了。他看着那个模糊的字，沉默了几秒，才说：

“请到客厅。我马上来。”

起身时，他看了眼书架。最上层，那三样东西静静摆着：何三姐的围裙，张万财的老花镜，冯四爷的短刀。旁边，是刚刚印出来的《希望周刊》第一期——封面上是他写的《山河血》第一章，配图是苏婉清画的一幅水墨：断壁残垣中，一株野草从砖缝里长出，开着小小的白花。

他整理了一下长衫，走出书房。

客厅里，潘友新已经坐在藤椅上。他没有穿外交官的正式制服，只穿了件普通的深灰色中山装，戴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像个大学教授。见贾玉振进来，他站起身，伸出手：

“贾先生，冒昧来访，打扰了。”

“潘大使客气。”贾玉振与他握手，感觉到对方手掌的力度——不是外交官的敷衍，是一种认真的、带着试探的力度。

两人落座。苏婉清端上茶，是普通的重庆沱茶，粗瓷茶碗。潘友新接过，没有犹豫地抿了一口，然后放下茶碗，开门见山：

“贾先生，我这次来，是代表联共（布）中央，向您转交一份邀请。”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那个牛皮纸文件袋，双手递上。

贾玉振接过，没有马上打开。他看着文件袋上那个简单的“机密”字样，又抬头看潘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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