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宗罪：知识的亵渎。

这是他最不能容忍的。上帝将智慧赐予人类，是为了让他们认识造物主的伟大，而不是用来探究世界的“如何运作”。真正的知识属于《圣经》和教父着作，属于修道院抄经室和神学辩论厅。可杨家人做了什么？

他们有一座“藏书楼”——沃尔夫冈远远见过那栋无窗的石砌建筑，据说里面收藏了数千册书。不是祈祷书，不是圣徒传记，而是关于星辰运行、草木生长、铁石冶炼、甚至人体结构的邪书。更可怕的是，他们让普通人——包括女人和孩子——阅读这些书！

学堂。每次想到这个词，沃尔夫冈的胃就一阵抽搐。那些孩子，本该在教堂里背诵经文、学习顺从和敬畏，却在那里学什么“算术”“几何”“地理”。他见过一个不到十岁的男孩，能用木棍在沙地上画出完美的圆形，并说出“周长等于直径乘以三又七分之一”这种魔鬼般的精确数字。这是篡夺上帝丈量大地的权柄！

还有那些图纸。工坊区墙上公开挂着的、画着水车齿轮和房屋结构的图。在沃尔夫冈的正统观念里，技艺是上帝赐予匠人的神秘天赋，应该通过师徒口耳相传、在劳作中感悟。可杨家人把它变成线条和数字，任何人都能学。这是在剥夺技艺的神圣性，把上帝的秘密摊在阳光下任人践踏。

第二宗罪：时间的僭越。

上帝创造了时间，教会制定了历法。复活节、圣诞节、圣徒纪念日——这些神圣的节律才是人类生活的坐标。可杨家庄园用的是另一种历法。他们庆祝“春节”“冬至”“秋分”，依据的是太阳运行和作物生长，而不是基督的生平与受难。

沃尔夫冈曾试图在学堂里介绍教会历法，那个年轻先生礼貌地听完，然后说：“神父，我们尊重您的传统。但在这里，农时和节气更关乎生存。”生存！他们把肉体的存活置于灵魂的救赎之上！

更令他不安的是那种对“未来”的笃定。杨家人谈论“三年后的水利工程”“五年后的高炉改造”，仿佛未来是可以被计算和掌控的。但在真正的信仰里，未来属于上帝，人只能活在当下，为永恒做准备。这种规划未来的傲慢，和巴比伦人建造通天塔有何区别？

第三宗罪：身体的迷信。

瘟疫暴露了这宗罪最丑恶的面目。在沃尔夫冈看来，疾病是灵魂污秽的外在显现，治疗应该从忏悔和祈祷开始。可杨家庄园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身体保养”邪术：

他们强迫所有人用肥皂洗手——好像水能洗去罪孽；他们焚烧草药驱虫——好像烟雾能赶走恶魔；他们把病人隔离起来，用煮过的布包扎伤口——好像死亡可以被凡人的谨慎推迟。最可笑的是那些口罩，一块布遮住口鼻，就以为能挡住上帝的惩罚？

还有那个“医坊”。那不是医院，是巫术作坊。汉娜嬷嬷，一个寡妇，居然公开处理男人的伤口、触摸病人的身体。她用的那些药粉，有些是从发霉的面包上刮下来的，有些是矿石烧成的灰。有一次沃尔夫冈亲眼看见，她把一种叫“酒精”的烈酒倒在伤口上，病人惨叫，她却说“这是在消毒”。

消毒！他们以为自己能消灭上帝降下的“毒”？这是对神圣审判最直接的抗拒！

第四宗罪：秩序的颠倒。

在上帝设定的秩序里，领主由神权认可，教士高于平民，男人统治女人，主人管理仆人。可盛京的秩序完全颠倒了：

这里没有领主与农奴的严格区分。杨亮被称为“老爷”，但庄客们见到他只需点头，不用跪拜。他们甚至有一种叫“工分”的制度，干多少活得多少报酬，多劳多得——这是在鼓励贪婪和攀比！

女人抛头露面。女孩上学堂，妇人在工坊做工，那个诺丽别（杨亮的长媳）居然参与管理集市账目。玛蒂尔达，一个伯爵之女，整天跟着杨定军在外测量，裤腿上沾满泥巴。这成何体统？

更可怕的是对“权威”的态度。在这里，决定一件事对错的不是《圣经》或传统，而是“有没有用”“效率高不高”。沃尔夫冈曾听到两个庄客争论灌溉渠的走向，一个说“老一辈都这么挖”，另一个反驳“但新法子省力一半”。最后他们真的去试了两种方法，用沙漏计时——他们竟敢用沙漏来衡量上帝的造物！

第五宗罪：灵魂的荒漠。

这是最核心的罪。这座城市没有真正的教堂（他的小礼拜堂只是摆设），没有定期的弥撒，没有忏悔室，没有对末日审判的恐惧。人们谈论的是收成、工坊产量、孩子学业，而不是灵魂得救。

沃尔夫冈尝试过布道。他讲述地狱的火焰、最后的审判、罪人的永罚。听众们安静地听着，然后问：“神父，您说的这些，能帮我们多打粮食吗？能让瘟疫早点结束吗？”

他们关心的只是现世！就像《圣经》里那些在洪水来临前还在吃喝嫁娶的人，对诺亚的警告充耳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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