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沃尔夫冈喃喃自语，这个词像毒药一样让他恶心。教会怎么能向异教徒妥协？上帝的子民怎么能与不敬神者交易？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外面是盛京的主街。虽然瘟疫让贸易萧条，但街道依然干净，行人虽然少，但步履平稳，没有其他疫区那种恐慌和绝望。几个孩子跑过，手里拿着木制的小风车——那是本地工坊做的玩具，孩子们笑得很开心。

这画面本该让人感到安宁，但在沃尔夫冈眼里，却是另一种亵渎：在上帝降下惩罚的时刻，这些人居然还能安心生活，还能笑。他们难道不知道，每一场瘟疫都是末日将近的警钟吗？

他注意到街角那个新设的“防疫告示栏”。上面贴着用汉字和拉丁文写的注意事项：“勤洗手”“戴口罩”“发热者请自觉前往隔离区”。落款是“盛京医坊”。没有一句提到上帝、忏悔或祈祷。

沃尔夫冈的拳头握紧了。他想冲出去撕掉那些告示，想站在街上大声疾呼，告诉这些迷途的羔羊：你们的方向错了！真正的救赎在教堂里，在祈祷中，在对自己罪孽的深刻忏悔里！

但他没有动。不是不敢——为主殉道是他的荣耀——而是因为，他知道那样做不会有任何效果。这座城里的人，已经被杨家的“实用哲学”彻底腐蚀了。他们相信看得见的水和药，却不相信看不见的恩典和审判。

礼拜堂的门被推开了，冷风灌进来。是他的老仆格哈德，端着晚餐：一碗燕麦粥，一块黑面包，一碟腌菜。

“神父，吃饭了。”格哈德把木盘放在圣坛旁的矮桌上。这个老仆是主教派来的，话不多，做事刻板，但至少是个虔诚的信徒。

沃尔夫冈走过去，没有立刻吃。他看着格哈德：“格哈德，你觉得这座城……怎么样？”

老仆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会有这个问题。他想了想，谨慎地说：“很……干净。吃得也饱。”

“灵魂呢？”沃尔夫冈追问，“这里的人关心灵魂吗？”

格哈德低下头：“我……我不知道，神父。我只负责照顾您。”

沃尔夫冈失望地摆摆手。连自己的仆人都被这里的物质安逸蒙蔽了双眼。

他坐下来，机械地吃着燕麦粥。粥煮得不错，比苏黎世修道院的伙食还好。但这恰恰是问题所在——异教徒用面包和肉汤麻痹了人们的灵魂，让他们忘记了永恒的饥渴。

窗外传来隐约的钟声，不是教堂钟，是内城方向传来的、用于报时的铜钟。接着是更远处学堂下课的喧闹声。孩子们在唱一首歌，调子简单轻快，歌词他听不懂，但肯定不是赞美诗。

沃尔夫冈放下勺子。他忽然想起《圣经》里关于巴比伦的记载：那座骄傲的城，人们建造通天塔，试图凭自己的力量抵达天国。上帝变乱了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分散。

盛京就是现代的巴比伦。杨家人试图用知识和技术建造一座人间的塔，他们统一了语言（汉语），建立了秩序，甚至试图对抗疾病和死亡。而上帝正用瘟疫惩罚他们——不，惩罚整个世界，而盛京却在负隅顽抗。

“主啊，”沃尔夫冈在胸前划了个十字，低声祷告，“请赐予我力量，让我成为您在此地的利剑。如果主教大人不愿行动，请指引我该怎么做。”

烛火跳动了一下。但除此之外，没有回应。

格哈德收拾碗盘时，小心翼翼地问：“神父，明天还要去集市募捐吗？”

沃尔夫冈沉默了很久，最后说：“去。但这次……我要换个方式。”

他决定不再仅仅哀求。他要警告，要预言，要告诉那些商人：如果继续生活在这座异教之城，如果继续无视上帝的愤怒，他们的灵魂将永远沉沦。而他们的财富，在末日审判面前，一文不值。

这个念头让他感到一丝久违的振奋。也许他无法说服杨家，无法改变这座城的根基，但他至少可以拯救一些灵魂，让少数迷途者看清真相。

夜深了。沃尔夫冈跪在圣像前，开始每晚的祷告。祷词是固定的，但今晚他加了一段自己的话：

“请让这座城的眼睛睁开，让他们的心恐惧。如果瘟疫不能唤醒他们，请降下更严厉的征兆。而我，您卑微的仆人，将在此等待，见证您的荣耀降临。”

窗外，盛京的夜晚宁静如常。远处的工坊区已经熄了炉火，只有城墙上的风灯在冬夜里亮着微弱的光。地窖里，那些封存着夏日水果的陶罐静静沉睡。学堂里，孩子们今天学的生字还写在黑板上：“春”“种”“秋”“收”。

没有人听见沃尔夫冈的祈祷。或者说，听见了，但用的是另一种语言理解世界。

礼拜堂的钟声在子夜响起，孤独地敲了十二下，然后重归寂静。在更广大的寂静里，这座被沃尔夫冈视为“巴比伦”的城市，正安然度过又一个瘟疫中的冬夜。

沃尔夫冈躺在礼拜堂后间那张硬板床上，睁着眼，盯着屋顶被雨水渗出的、形似魔鬼侧脸的污渍。窗外的盛京早已沉睡，但这座城的“罪行”却在他脑海里翻腾，像一锅被地狱之火煮沸的毒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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