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亮站在栅栏外二十步远的一块高地上，戴着口罩。汉娜嬷嬷站在他身边，手里拿着记录板。

“最后出现症状的是二十三天前，那个叫小汉斯的少年，低烧了一天就好了。”汉娜嬷嬷翻着记录，“之后二十五天，无人再出现发热、皮疹或淋巴结肿大。按您定的规程，连续三十天无新增病例，隔离区可解除。”

杨亮看着那些劳作的人。比起一个多月前刚到时饿得摇摇晃晃的样子，他们现在脸上有了点肉色，动作也稳当多了。监工站在稍远处，手里拿着根棍子，但并不喝骂，只是偶尔指点一下怎么摆石头更省力。

“检查都做过了？”杨亮问。

“做过三次。脱衣全身检查，没有发现新皮疹或异常肿块。所有人的旧衣物已经全部焚烧，现在穿的是我们发的粗布衣。每天用肥皂洗手洗脸，每五天用热水擦身。”汉娜嬷嬷顿了顿，“另外，按您的要求，我让他们回忆了原来村子的情况。他们说，村子在巴伐利亚东边，靠近波希米亚边境。最先发病的是村里一个皮货商的家人，那商人刚从纽伦堡回来。之后就像野火一样传开，不到半个月，六十多户的村子死了一小半。他们是往西逃的，路上又遇到其他逃难的人，有些半路就倒下了。”

“问过他们以前得过类似的病吗？”

“问过。都说没有。但有个老太太说，她小时候听她祖母提过，大概七八十年前也有过一次‘大热病’，死了很多人。不过那次之后，活下来的人好像就不容易再得了。”

杨亮点点头。这符合传染病的某些规律——一次大流行后，幸存者可能获得一定免疫力，病毒本身也可能在传播中减弱。但这些都是猜测，没有检测手段证实。

“让他们再干三天活。”他最后说，“三天后，如果一切正常，分批放进外城。先安排在城墙根那片新建的排屋，两人一间，不得随意串门。饮食统一供应，每天早晚观察登记，持续半个月。之后没问题，再分配正式工作。”

“是。”汉娜嬷嬷记下，又补充道，“医坊这边，按您的吩咐，又加制了三百个口罩和五十套罩衣。艾草和薄荷库存还够用两个月，但如果疫情持续更久……”

“让农事班在牧草谷那边划一片地，专门种这些驱虫草药。”杨亮说，“还有大蒜，多种些。虽然不确定有没有用，但聊胜于无。”

离开隔离区，他骑马沿着河岸往回走。阿勒河安静得可怕。

往年这个时候，河面上该是穿梭往来的货船和渔船。威尼斯人的单桅帆船、日耳曼人的平底货船、本地渔夫的小舢板，船桨击水声、号子声、讨价还价声能传出好几里。现在，河面空荡荡的，只有水流缓慢东去。

码头区更冷清。五个泊位全空着，栈桥上晾晒着前些天运来的羊毛——这是瘟疫前最后一趟从北边来的货，在河滩上晒足了二十天才敢入库。往常挤满商贩的集市广场，现在只有寥寥几个本城店铺还开着门，卖些针线、陶罐、自产的布匹和工具。顾客也少，都是相熟的庄客，买了东西就匆匆离开，很少逗留闲聊。

杨亮下马，走进外务所。一楼大厅里，办事员正在整理厚厚一沓信件——都是最近半个月通过各种渠道送来的，有的来自沙夫豪森，有的来自更远的巴塞尔甚至斯特拉斯堡。内容大同小异：某地爆发瘟疫，某条商路中断，某个领主封闭了自己的城堡，劝告贸易伙伴暂时不要往来。

杨保禄从二楼下来，手里也拿着几封信，脸色不太好看。

“父亲，”他把信递过来，“马可的船队……可能来不了了。”

马可就是那个威尼斯商人。按往年惯例，他的船队最迟五月初就该出现在阿勒河上，带来地中海的新书、染料、稀罕物，带走盛京的玻璃器、精钢武器和白酒。但现在已经五月下旬了，连个影子都没有。

“信是他托人在沙夫豪森转寄的。”杨保禄说，“写于一个半月前。说威尼斯已经封港，热那亚和比萨也是。他尝试走陆路，但阿尔卑斯山几个主要山口都被当地领主封锁了，说是‘防止疫病传入’。他暂时被困在米兰一带，进退不得。”

杨亮展开信纸。马可的字迹潦草，能看出写信时的焦虑。除了说明情况，信末还提了一笔：“您委托寻找的那种东方豆种，我已托人在亚历山大港的阿拉伯商馆打听，但数月内恐难有回音。眼下时局，还请保重。”

他把信折好，放回桌上。马可那边断了线，其他商路也基本停滞。这意味着，盛京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将失去大部分外部输入：没有新的书籍和图纸，没有南欧的橄榄油和葡萄酒，没有波罗的海的琥珀和毛皮，也没有莱茵河下游的优质羊毛和矿石。

“库存盘点过了吗？”他问。

杨保禄早有准备，递过另一本册子：“粮食方面，主仓现有小麦、黑麦、燕麦合计约一百八十吨，豆类三十吨，腌肉和熏鱼约十五吨。按当前人口和最低配给算，撑一年没问题。但这是不动用储备种子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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