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里的樟木香气似乎沉淀了许多，连月光都变得厚重起来。千鹤川子将紫檀木匣仔细收好，银钥匙被她攥在掌心，指腹反复摩挲着冰凉的纹路，像是在确认某种决心。

“曹君说的‘正途’，我懂。”她转过身时，眼底的泪已经干了，只余一种近乎固执的清明，“可我们这个民族，好像总在绕圈子。”

她走到书架前，指尖划过一排日文书籍，那些烫金的书名在月光下泛着冷光：“就像祖父，明明偷了别人的珍宝，却要裱糊成‘保护’的样子；就像现在的政客，对着靖国神社鞠躬时，嘴上却说着‘和平’。我们太会给自己找借口了，把怯懦包装成‘识时务’，把贪婪粉饰成‘生存智慧’。”

我沉默地听着，她的声音里没有自怨自艾，反倒有种解剖般的冷静。

“您知道吗？去年京都大学的历史讲座，有人提起南京大屠杀，台下立刻有人喊‘那是胜利者的谎言’。”她忽然笑了笑，笑声里带着涩味，“连研究历史的学者都在说‘要向前看’，好像转过身，那些尸骨就会自己长回血肉，那些废墟就会自动变回城池。”

她走到窗边，望着庭院外远处的灯火，那些光点在夜色里明明灭灭，像极了她此刻的眼神：“我们总说‘耻感文化’，可这耻感太廉价了——犯错时脸红一阵，转过身就忘；被人揭穿了就鞠躬，腰弯得越低，心里越觉得‘礼到了，债清了’。真正该刻进骨头里的愧疚，倒成了忌讳。”

“就像您说的，”她转头看我，眼里有细碎的光在跳动，“我们把危机意识变成了屠刀，又把屠刀藏进了‘共荣’的鞘里。现在日子好过了，更没人愿意碰那些血淋淋的真相。他们说‘上一辈的事，何必揪着不放’，可那些被抢走的文物还在博物馆里，那些被毁掉的村庄连名字都没留下，怎么放？”

我想起归墟阁里那半块带着弹痕的城砖，沈砚舟说过，有些伤口会结痂，但永远不会消失。

“我想唤醒他们，”她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带着一种近乎脆弱的恳切，“可我算什么呢？一个守着满屋子‘赃物’的后人，一个连自己祖父的日记都读不懂的傻瓜。他们会说我是‘自虐史观’，会说我被中国人洗脑了，说不定还会砸了我家的门。”

石灯笼的光恰好落在她发间的樱花发卡上，那点粉色在夜色里显得格外单薄。“您说路对了就不怕远，可这条路……好像连个脚印都没有。”她低下头，手指抠着窗棂上的木纹，“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们民族的骨子里，就带着点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执拗。非要等哪天墙塌了，才肯承认地基是偷来的石头垒的。”

夜风穿过回廊，吹得檐角铜铃叮当作响，像是在应和她的话。我望着她紧绷的侧脸，忽然想起初见时她捧着《管氏地理指蒙》的样子，那时她眼里的光纯粹得像山涧的泉水，而现在，这泉水里落进了碎石，泛起了涟漪，却也因此有了深度。

“你说的劣根性，其实是所有民族都可能犯的病。”我走到她身边，声音放得很稳，“区别只在于，有没有人敢把病灶指出来。”

我指着书库里那些典籍：“你祖父偷偷盖‘归乡’印，是潜意识里的愧疚；你父亲请中国工匠修复唐招提寺，是笨拙的弥补；你现在愿意直面这些，就是把‘不敢’变成了‘敢’。这就像在冻土上种种子，第一眼看上去都是冰，可往下挖挖，未必没有能扎根的土。”

千鹤川子抬起头，眼里有困惑，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

“你们的政客回避历史，是因为他们怕失去权力；民众不愿面对，是因为承认错误太疼。”我望着远处的星空，语气里带着一种历经世事后的通透，“但疼，才说明还有知觉。就像一个人摔断了腿，喊疼不是懦弱，是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我转头看她，目光坦诚而坚定：“你不用想着一下子唤醒所有人。先从身边的人做起——告诉你父亲，那些古籍不该藏在书库里，该列个清单，哪怕先送回一两本；告诉你认识的学者，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告诉你遇到的每一个愿意听的人，真正的强大，不是忘了过去，是敢面对过去。”

她的指尖停止了抠挖窗棂，眼里的迷茫渐渐被一种清亮的东西取代。

“难吗？肯定难。”我笑了笑，想起归墟阁里那些为了文物回归奔波半生的老人，“就像当年敦煌的道士把经书卖给外国人时，谁能想到百年后会有人万里追讨？改变从来不是一代人的事，但总得有人开始。”

千鹤川子望着我，忽然深深鞠了一躬，这次的弯腰不再带着怯懦，而是一种踏实的郑重。“曹君，”她抬起头时，眼尾的弧度里有了新的东西，不再是初见时的柔和，而是掺了些韧性的光，“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哪怕只能发出一点点声音，也好过让那些真相永远埋在书库里。”

月光从气窗漏进来，在她脚下铺成一片银白，像是给她的影子镀上了层光晕。书库里的典籍依旧沉默，可此刻再听，那些纸张翻动的声响，仿佛不再是呜咽，而是某种等待被唤醒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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