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州的事，巴延三办砸了。”福康安把廷寄折好，“皇上让我去收拾烂摊子。”

“可琼州是海岛，渡海作战，凶险异常……”

“凶险？”福康安笑了笑，“当年打大小金川，悬崖峭壁，瘴疠横行，不比渡海凶险？”

他转身走向书房。

“备马，我要进宫。”

养心殿里，乾隆帝看着跪在面前的福康安，直接问：

“三个月，够不够？”

福康安抬头：“若粮饷充足，水师听调，三个月足矣。”

“你要什么？”

“第一，节制两广、福建所有水师。第二，广东、广西绿营随我调遣。第三，粮秣军械，优先供给。”

乾隆帝点头：“都准。”

“还有，”福康安顿了顿，“请皇上明发上谕：琼州事急，凡迁延推诿、贻误军机者，无论品级，臣可先斩后奏。”

暖阁里静了一瞬。

乾隆帝看着这个侄儿，缓缓点头：

“准。”

圣旨一出，两广震动。

巴延三接到“交部严议”的旨意时，瘫在太师椅上，半天没说话。

永玮在将军府里摔了茶碗。

高瑹看着“革去顶戴，戴罪图功”的八字，手在抖。

他们知道，皇帝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福康安是什么人？乾隆帝的亲侄，军机大臣傅恒之子，平定大小金川、镇压甘肃回乱的主帅。他来了，就不是“谨慎观望”能糊弄过去的。

要么拼命，要么丢命。

与此同时，另一股暗流，也在悄悄涌动。

杭州、苏州、上海、宁波……那些见过“法兰西皇室酒具”的商人，那些跑过“新航线”的船主，那些接过“特殊订单”的作坊，都在悄悄打听：

琼州那边，到底什么来头？

他们卖出的粮食、桐油、生铁，换回的是真金白银，是那些晶莹剔透的玻璃器皿，是那些锋利耐用的钢制工具。

生意就是生意。

只要有利可图，海禁算什么？通匪算什么？

海面上，没有旗号的快船越来越多。

它们昼伏夜出，避开官军水师的巡防线，穿梭于闽浙粤沿海各私澳之间。运出去的是粮食、铁料、硝石；运回来的是白银、玻璃、钟表，以及——各种关于“短毛贼”的传闻。

这些传闻，比官府的塘报更详细，更鲜活。

有人说，短毛贼治下“田赋十税一，童叟无欺”。

有人说，短毛贼“工匠月饷五两，管吃管住”。

有人说，短毛贼“女子可入学，可做工，可抛头露面”。

真真假假，混杂在一起，随着商船、随着流言，悄悄渗进大清朝的肌体。

广州，西关。

十三行后街有条不起眼的横巷，巷底一间木匠铺，铺门半掩，刨花的香味从门缝里挤出来。

铺子后院的柴房里坐着六个人。

上首是个五十来岁的汉子，精瘦，左眉骨有道陈年刀疤，把眉毛劈成两截。他姓苏，单名一个煜字，是广东天地会洪顺堂的香主。乾隆三十三年，他在惠州聚众抗官，事败后遁入海丰渔村，辗转十一年，没人知道他藏在哪里，只知道每逢要紧事，他总能坐到这把椅子上。

茶凉了。他没喝。

“琼州的事，都听说了。”白话，嗓音像砂纸打磨过，“两万绿营，四天都没有撑过，这南明短毛们确实厉害。”

他对面坐着个四十出头的中年人，穿长衫，像个落魄塾师。这人姓陈，没留辫子，常年戴一顶瓜皮帽遮着。他是东莞人，祖上随张家玉抗清，城破后合族三百余口殉难，只剩一个远房叔祖抱着襁褓中的他祖父，从水门逃出。他从来不提自己的全名，会里只叫他“陈先生”。

“东家，”陈先生开口，不叫香主，也不叫大哥，“檄文我看了。建文皇帝血脉之正胤。”

他顿了顿。

“三百多年了。建文一脉还在，流落南洋，还能跨海打回来，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苏煜没接话。

角落里有个人动了一下。是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皮肤黝黑，脚上草鞋沾着干涸的海泥。他叫阿炳，新会人，祖父是郑成功部将的后人，康熙初年随郑经部属降清，被安置在新会屯田。三代人种地、打鱼、跑船，家谱第一页却还写着“延平郡王帐下亲兵”。

“东家，”阿炳忽然开口，声音低哑，“延平郡王那面旗，还有人打吗？”

苏煜看了他一眼。

“延平郡王没了，台湾也没了。”他说，“那边打的不是郑家的旗。”

阿炳低下头，没再问。

另一个一直沉默的人这时抬了抬眼。

他四十来岁，络腮胡子剃得很干净，下巴泛着青。他姓卢，香山人，明面上是澳门葡萄牙商馆的通译，会里叫他“阿广”。他祖父那一辈随永历帝入缅，咒水之难后逃出，在缅北深山躲了十三年，辗转从海路回到香山。他父亲至死说一口带滇音的官话，到了他这一辈，白话、葡语、官话都流利，却再没人教他云南话是哪几个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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