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在养心殿盯着地图时,脑中已推演过这个局面。
所以他急。
急的不是儋州一城之失,急的是琼州全岛可能因此连锁崩溃。
但北京城的急,到了广州,就变成了另一种节奏。
两广总督巴延三不是不知道琼州危局。
他知道。他甚至比乾隆帝更早收到儋州陷落的急报——快马从雷州渡海,六百里加急送到广州,只用了三天。
但他不敢动。
为什么?
因为“短毛贼”的战力,超出了他的认知范畴。
临高陷落时,他还能安慰自己:那是琼州镇轻敌,被贼人偷袭得手。可儋州呢?马得功是广西剿瑶起家的悍将,儋州城高池深,守军两千,准备了整整一个月,结果四天就被攻破。
这是什么概念?
这意味着短毛贼的攻坚能力,已经远超寻常“海寇”“逆匪”的范畴。他们有大炮,有火器,有攻城器械,甚至有传说中的“无马铁车”。
巴延三在陕甘当过巡抚,见过准噶尔人的火炮,见过回部的马队。但他没见过四天能破坚城的贼。
所以他谨慎。
谨慎到不敢轻易渡海。
渡海作战,最忌半渡而击。万一水师船队出海途中遭遇贼船拦截怎么办?万一登陆时贼人在滩头设伏怎么办?万一粮道被断、后援不继怎么办?
这些“万一”,在寻常剿匪时或许是多虑,但面对这支神秘的短毛贼,巴延三不敢赌。
他在等。
等什么?
等福建水师的消息,等广东各地绿营的集结,等更详尽的情报,等一个“万全之策”。
这一等,就是七天。
七天里,他只做了一件事:给皇帝写请安折。
不是他昏聩,是他需要时间。需要时间调兵,需要时间备船,需要时间摸清贼人底细——更需要时间,把“渡海征剿”这个烫手山芋,扔给更适合的人。
比如,刚刚被皇帝点名“戴罪图功”的广东提督高瑹。
高瑹的处境比巴延三更尴尬。
作为广东绿营最高武官,琼州失陷,他首当其冲。皇帝革去他的顶戴,命他“即日渡海,戴罪征剿”,这是死命令。
但他怎么渡?
广东水师的主力战船,大半在虎门、澳门一带布防,防备的是西洋夷船,不是跨海登陆。能用于渡海运送兵马的,多是中小型哨船、赶缯船,载兵有限,航速慢,抗风浪能力差。
更要命的是——他不知道贼人在海上有什么。
儋州陷落后,有溃兵从海上逃回雷州,带来了更可怕的消息:贼人有“快船”,无帆无桨,行如鬼魅;有“铁船”,刀枪不入,炮火难伤。
这些传言有多少可信度?高瑹不知道。但他不敢不信。
万一贼人真有海上利器,他这几十条老旧战船出海,岂不是送死?
所以他也在拖。
以“筹备粮秣、检修战船、集结兵勇”为名,一天天往后拖。每天往北京发一道奏折,汇报进展:今日修船几艘,明日调兵几何,后日筹集粮草若干。
字字属实,句句在理。
唯独不提“何日渡海”。
他在等什么?
等福建水师协防,等皇帝派钦差督战,等——等一个不用他亲自渡海的转机。
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此刻也在看地图。
他的目光落在厦门与琼州之间那片广阔海域上。
从厦门到琼州,海路一千二百里。这个季节,刮的是东北风,帆船南下是顺风,但回程就是逆风。一旦在琼州陷入苦战,粮秣、弹药、援兵如何补充?
更关键的是——福建水师的主要职责是巡防台湾海峡,防备的是台湾天地会、海盗,以及偶尔出现的西洋夷船。抽调主力南下琼州,台湾海峡出现空虚怎么办?
黄仕简不是不想救,是不能全救。
所以他给皇帝的奏折里写的是:“即日抽调哨船二十艘,兵勇一千,赴粤协剿。”——二十艘哨船,一千兵,象征意义大于实际。
真正的精锐,他留在厦门。
他在等。
等广东那边先动手,等短毛贼的虚实被探明,等——等皇帝明确下旨,命他“全力赴援”。
在这之前,他只能“谨慎”。
养心殿里,乾隆帝看着地图,心里明镜似的。
他知道巴延三在拖,知道高瑹在怕,知道黄仕简在观望。
这些封疆大吏的心思,他太懂了。
但他们不懂的是——琼州这盘棋,拖不得。
拖一天,昌化、感恩、崖州就多一分陷落的危险。拖三天,黎区可能倒向贼人。拖七天,琼州全岛就可能易主。
到那时,再想渡海收复,代价就是现在的十倍、百倍。
所以他要换人。
换上一个不怕死、敢拼命、能打硬仗的人。
福康安。
北京,福康安府邸。
六百里加急的廷寄送到时,福康安正在后院练箭。
他接过廷寄,拆开,一目十行看完,脸上没什么表情。
幕僚在一旁低声问:“大帅,皇上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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