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来的布品全部运到城下空地。民夫被驱使着，先用大铁钩狠狠刺穿被褥边缘，确保能承重。然后，将棉被浸入水桶彻底泡透，捞起后不等沥干，便摊开，用木锨将和好的稀泥厚厚地涂抹在棉被中间层，再将棉被卷起、压实，让泥浆充分浸润纤维。最后，挂上第二层浸透水但未涂泥的湿被，用粗麻绳捆扎在一起。

这些沉重、湿漉、滴着泥水的“防弹幕”被用绳索和铁钩，层层叠叠地悬挂在城墙垛口的外侧，尤其是面对临高方向的城墙。要求是“遮蔽尽可能多的垛口和墙面”。挂好后，还需每日早晚两次泼水，以防被烈日晒干。几天下来，城墙外侧便垂满了这些肮脏、厚重、不断渗水的布幔，远远望去，城墙仿佛长出了一层丑陋的苔藓或溃烂的皮肉，散发着土腥和霉变的气味。守城的兵丁躲在后面，心里确实多了点虚幻的安全感，但鼻端萦绕的怪味和眼前垂挂的障碍物，也让他们更加压抑和烦躁。

第三，外派哨探，内紧盘查。

马得功深知不能做瞎子。他挑选了五名绝对可靠的老兵，都是本地或附近州县出身，地形极熟，面相朴实，甚至能说几句临高一带的土话。

这些人彻底改头换面。有的换上破烂衣衫，脸上抹灰，扮作从西边旱区逃荒过来的流民，挎着破碗竹棍；有的变成上山砍柴的樵夫，背着柴刀绳索；还有一个机灵的，弄了副旧货担，装些针头线脑、粗劣糖果，扮成走村串乡的货郎。

他们的目标不是战斗，而是渗透与观察。分批从不同方向，趁夜或利用清晨雾气潜出城，避开可能的短毛巡逻队，迂回向临高方向靠近。指令非常具体：尽量抵近观察短毛贼营寨规模、旗帜、人员活动规律；重点寻找并描述“无马铁车”的形状、大小、数量、如何行动；留意他们是否有在打造攻城器械，特别是类似大型云梯或冲车的东西；记录他们巡逻的路线和时间间隔。 马得功强调：“看清就回，莫要恋战，保命回来报信要紧！”

与此同时，儋州四门昼夜紧闭，只留小门在有兵丁严格搜查下偶尔放行必需物资。城内实行保甲连坐，夜间宵禁。对任何生面孔，无论是投亲的、行商的、甚至游方僧道，都进行反复盘问，查验路引，并需有本地铺保。马得功甚至暗中安排了一些机警的兵丁，扮作普通百姓混迹茶肆酒铺，留意有无可疑言论或打听城防布置的外来人。

通过这些措施，马得功试图在儋州城内外编织一张粗糙但尽可能严密的网：对外，争取获取关键情报，摸清短毛虚实；对内，严防渗透，同时用一切可能想到的物理方法加固城防，哪怕这些方法看起来原始甚至可笑。 他知道这很可能仍是徒劳，但作为守土之将，这是他必须尽到的职责。而城墙下，那些被夺走棉被的穷苦百姓，在暑热中却已开始为即将到来的寒冬瑟瑟发抖，这种来自官府的“保护”，比遥远的“短毛贼”更让他们感到刺骨的寒意。

马得功站在新加固的城楼垛口后，手扶着被晒得发烫的砖石，目光如鹰隼般扫视着城外。加宽的护城河在烈日下泛着浑浊的泥水光，民夫们像蚂蚁一样在河岸和预设的“拒马坑”区域蠕动，监工的兵丁手持皮鞭，呵斥声在闷热的空气中显得有气无力，却又带着不容置疑的威胁。

他脸上没有丝毫动容。看着那些衣衫褴褛、在鞭影下奋力挖掘的百姓，他心里没有半点“不舒服”，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应当”。皇恩浩荡，食君之禄，忠君之事。 这道理刻在他骨子里。他马得功，是朝廷正经任命的驻军将领 ，守土有责。儋州城是皇上的城池，他就是这城防的第一道闸、最后一块砖。守住这里，就是不负皇恩，就是保全自己的顶戴和身家性命。至于这些草民的棉被、气力、乃至生死，在“城防大事”面前，都轻如草芥。这不是权衡，而是天经地义——上官的军令、朝廷的法度、他自己的官身前程，重于一切。

一个千总气喘吁吁地跑上城楼，单膝跪地：“禀军门！东门外那段壕沟，土质太硬，民夫疲敝，今日怕是难以按丈尺挖完！还有，挂泥被的进度也慢了，棉絮浸了泥水太重，挂上去费时费力……”

马得功没回头，声音冷得像块铁：“今日挖不完？”

“这……军门，实在是……”

“传令。”马得功打断他，语气平淡，却让身后的千总汗毛倒竖，“东门督工的把总，鞭三十，全城通报。民夫中，抽杀三人，以儆效尤。尸体就扔在未完工的沟边。告诉所有人，明日太阳落山前，该挖完的壕沟，该挂好的泥被，若还有一寸未成，督工者斩，延误工段民夫，十抽一杀。”

千总脸色煞白，嘴唇哆嗦了一下，却不敢有丝毫质疑，重重磕头：“嗻！卑职明白！这就去传令！”

马得功挥挥手，像赶走一只苍蝇。他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同情。非常之时，当用非常之法。 慈不掌兵，更何况是这等关乎城池存亡、关乎他马得功顶戴前程的大事。用几床被子、几条贱民的命，换来城墙多一分稳固，换来拖住短毛贼的可能，这买卖，在他看来，再划算不过。那些民夫的哀嚎、百姓冬日无被的恐惧，与他何干？他的职责是城墙，是城门，是头上这顶参将的顶戴能否保住，甚至能否因“力守危城”而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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