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信里说他已经娶妻生子，孩子叫敬奇。”淑英笑着说，“阿母，您当祖母了！”

林蕴芝微笑着点头，眼角又湿润了。敬奇，这个名字让她想起丈夫傅鉴飞生前常说的话：“医者，当怀敬畏之心，面对生命之奇妙。”善辉给孩子取这个名字，想必也是记着父亲的教诲。

“大哥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他在北方的具体地址呢？”善承敏锐地发现了信中的缺失。

林蕴芝叹了口气：“你大哥信里说了，为了安全，不让我们回信。他还特别嘱咐，不要把他的消息告诉任何人。”

“连亲戚邻居都不能说吗？”善云问道。

“尤其是亲戚邻居。”林蕴芝的语气严肃起来，“你们都记住了，对外就说善辉早年去了南洋，音讯全无。谁也不许提这封信的事。回去朱家也不要去提了。”

善承和善云对视一眼，都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尽管国共合作抗日，但政治立场的差异依然敏感。善辉曾是红军的军医，这一身份在国统区的小镇上，足以引来麻烦。

“我明白了。”善承点点头，“对外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就当大哥从来没有消息。”

夜深了，善承和善云各自回家，淑英也回房休息。林蕴芝却毫无睡意，她独自一人坐在堂屋里，手中紧紧握着那封信。八年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但新的担忧又涌上心头。

她起身走到神龛前，点燃三炷香，插在丈夫的牌位前。

“鉴飞，你听到了吗？我们的善辉还活着，他成了家，有了孩子。”林蕴芝轻声说道，眼泪再次滑落，“你在天有灵，一定要保佑他们父子平安。”

神龛上的照片里，傅鉴飞微笑着，那是善辉去漳州部队前一起到照像馆拍的照片，善辉就站在他身后，那年刚满二十岁，意气风发。

林蕴芝的记忆飘回了八年前，那个改变一切的春天。

一九三二年的漳州，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血腥味。傅善辉作为张贞部队的军医，随军驻扎在城里。林蕴芝记得那天，她收到善辉的急信，说战事吃紧，要她不必担心。

谁曾想，那竟是儿子给她的最后一封信。

后来，镇上传来了各种消息。有人说漳州战事惨烈，国军损失惨重；有人说红军攻占了漳州，带走了大批青年；还有人说傅善辉战死了，尸骨无存。

林蕴芝不相信。她亲自去了漳州，在战后的废墟中寻找儿子的踪迹。一位老中医告诉她，傅善辉没有死，而是跟着红军去了江西。他说，善辉在临走前还特意来找过他，托他有机会转告家人，不要为他担心。

“那孩子说，他学医是为了救人，在哪都是救。”老中医这样告诉她。

林蕴芝在漳州等了半个月，最终无功而返。从此，她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起初，她还能从一些商旅那里听到关于红军的消息。有人说在江西见过一个姓傅的医生，医术高明，待人亲切；有人说红军长征了，往西北方向去了；还有人说傅善辉已经当上了红军医院的院长。

但这些都只是传闻，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再次合作。林蕴芝燃起了希望，认为善辉会趁机与家里联系。但一年年过去，依然音讯全无。

有时，夜深人静的时候，林蕴芝会忍不住想，也许儿子真的已经不在了。但她很快又会打消这个念头，母亲的本能告诉她，善辉一定还活着，在某个地方继续着他救死扶伤的事业。

如今，这封信证实了她的直觉。

第二天，林蕴芝起了个大早。她小心翼翼地把信收在一个漆木盒子里，那是她的嫁妆，里面装着傅鉴飞生前的重要文件和家中的地契。

“淑英，我去镇公所一趟。”吃过早饭，林蕴芝对儿媳说。

淑英有些惊讶：“阿母去镇公所做什么？”

“去问问重庆来的信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林蕴芝平静地说，“我总觉得不踏实。”

武所城的镇公所是一栋二层小楼，原是镇上大户的宅邸，后来被征用为政府办公地。林蕴芝走进门厅，看见几个办事员正在闲聊。

“傅太太，您怎么来了？”一个中年男子迎上来，他是镇公所的文书李志强，和傅家有些远亲关系。

林蕴芝微微点头：“李文书，我想问问，从重庆寄来的信，会不会被...检查？”

李志强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傅太太放心，现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信件往来不会有人为难的。怎么，收到善辉的消息了？”

林蕴芝心里一紧，面上却不动声色：“哪有他的消息。是我一个远房表亲，最近从重庆寄了封信来，我怕有什么忌讳。”

李志强点点头：“只要不是涉及军事机密或者敏感内容，一般不会有事。不过...”他压低声音，“最近上头确实要求注意共党分子的活动，但信件检查主要针对的是报刊杂志，家信一般不会太在意。”

林蕴芝谢过李志强，正要离开，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中年男子从里间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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