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礼斋的额头微微见汗，他当然明白王文涛话中所指。那些“有微词”的乡绅里，不少是他的座上宾，甚至沾亲带故。他讪笑道：“是，是，这个……乡里乡亲的，有些牢骚也是难免，下官定当尽力疏导，尽力疏导。”

会议在一种表面和谐、内里紧绷的气氛中结束。走出县政府大楼，王文涛抬头看了看灰蒙蒙的天空。钟礼斋的圆滑，李振彪的莽撞，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他需要利用钟的地方势力维持表面稳定，也需要李的武力进行威慑和清剿。但真正的核心事务，比如那份锁在抽屉里的名单，比如昨夜窗外的那个声音，他绝不会让这些人触及分毫。

坐进车里，他对前排的副官，一个面色冷峻的年轻人，低声吩咐：“去查一下，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所有出入党部人员记录，包括外围警戒哨位的换岗情况。不要惊动任何人。”

“是。”副官简短应道。

车子发动，驶离县政府。王文涛靠在座椅上，闭上双眼。武所这盘棋，刚刚开始布局，暗处的对手，似乎比想象的更难缠。

三天后的下午，王文涛出现在武所县立中学的礼堂里。

这是县党部组织的一场“战时形势与青年责任”宣讲会。台下坐满了穿着朴素学生制服的年轻面孔，眼神里有好奇，有茫然，也有不易察觉的叛逆火苗。礼堂墙壁上贴着“精诚团结”、“抗战必胜”的标语，但浆糊似乎没粘牢，一角微微卷起，在穿堂风中轻轻晃动。

王文涛站在讲台上，依旧是一身笔挺的中山装，但语气比在党政军会议上和缓了许多，甚至带上了一点循循善诱的学者口吻。他引经据典，从三民主义讲到抗战建国，从日寇暴行讲到青年使命，言辞恳切，逻辑清晰，充分展现了他早年在上海接受新式教育积累的学识和口才。

“……诸位同学，你们是国家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在此危难之际，更要明辨是非，坚定立场。须知，敌人不仅来自外部，内部之分化、动摇、甚至为虎作伥者，其危害更甚！吾辈青年，当时刻以党国利益为重，摒弃私心杂念，谨言慎行，刻苦求学，以备将来报效国家……”

他的目光缓缓扫过台下，将那些年轻的面孔一一收入眼底。有的学生听得聚精会神，频频点头；有的则眼神飘忽，明显心不在焉；还有几个坐在角落里的，嘴角似乎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讥讽。

宣讲结束，学生们鼓掌。王文涛在校长和几位教员的陪同下，走下讲台，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一个清瘦的男生突然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拦在了王文涛面前。男生戴着黑框眼镜，面容稚嫩，但眼神里却有一种与他年龄不符的执拗。

“王书记长，”男生的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发颤，但音量不小，足以让周围的人都听到，“学生有一事不明，想请教书记长。”

现场的气氛瞬间微妙起来。校长的脸色顿时变了，连忙上前试图阻止：“这位同学，王书记长还有公务……”

王文涛却摆了摆手，示意校长不必紧张。他看着眼前的男生，脸上甚至带着一丝温和的笑意：“哦？这位同学，有什么问题，但讲无妨。”

男生深吸了一口气，像是鼓足了勇气，大声问道：“您刚才说，要我们报效国家。可是，如今政府征粮征税，许多同学家中已无隔夜之粮，父母终日劳作，却难以糊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连安心读书都难，又该如何报效？难道报效国家，就是要我们眼睁睁看着家人挨饿，而不敢发声吗？”

此话一出，整个礼堂瞬间安静下来，落针可闻。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王文涛和这个大胆的男生身上。几个便衣警卫的手已经悄悄按在了腰后。

王文涛脸上的笑容没有丝毫变化，他静静地看着男生，直到对方在他的注视下微微低下了头，才缓缓开口，声音平和而有力：

“这位同学，你能直言心中困惑，很好。这说明你在思考，而非人云亦云。”他话锋一转，“然而，你可知你方才所言，与异党煽动民众、诋毁政府之言论，何其相似？”

男生的身体猛地一颤，抬起头，脸色有些发白。

王文涛继续说道：“战时非常，国家艰难，政府亦知民间疾苦。然若无粮饷，前线将士如何杀敌？若无税收，政府如何运转，如何组织生产，如何救济灾民？此乃剜肉补疮，不得已而为之。你所见者，是一家一户之艰难；政府所虑者，乃一国之存亡。若因一时之困，便质疑政府，动摇抗战信念，岂非正中日寇与异党之下怀？”

他的声音逐渐提高，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青年学生，热血爱国是好的，但更需理智，需明大势，识大体。切莫受人蛊惑，行亲者痛、仇者快之事。今日之言，我姑且视为你年少无知，但望你日后慎思之，明辨之。”

说完，他不再看那面如死灰的男生，对校长微微颔首，便在警卫的簇拥下，迈步离开了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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