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四犹豫再三，终于答应下一季按新租额交租。

消息很快传到刘茂才耳中。

一天傍晚，王文翰刚出县党部大门，就被刘家的管家请上了马车。马车径直来到刘府，刘茂才在书房等他。

这一次，刘茂才没有了往日的客气，直接问道：“王干事，听说你在大河乡鼓动佃户抗租？”

王文翰正色回答：“不是抗租，是依法减租。这是政府的政策，刘老爷应该清楚。”

刘茂才冷笑：“政府政策？我告诉你，我在省里的关系比你想象的要硬！这减租令能不能在武所实行，还不一定呢！”

王文翰毫不退缩：“既然如此，刘老爷何必与我多言？”

刘茂才踱步到窗前，背对着王文翰说：“王文翰，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停止煽动佃户，此事就此作罢。否则，莫怪我不客气！”

“刘老爷要如何不客气？”王文翰问。

刘茂才转身，冷冷地说：“你外祖父傅鉴飞生前颇有名望，可惜啊，听说他曾经医治过共产党的伤员，这事若是翻出来...”

王文翰勃然大怒：“刘老爷！我外祖父行医济世，对病人一视同仁！你若要拿这事做文章，请便！但我明白告诉你，二五减租，我王文翰办定了！”

说罢，他拂袖而去。

王文翰与刘茂才的正面冲突很快在县城传开。有人佩服他的勇气，也有人笑他不自量力。

母亲傅善贞听说后，特地叫王文翰回家一趟。

“文翰，刘家势大，你与他硬碰，只怕吃亏啊。”傅善贞担忧地说。

王文翰道：“母亲，您不是常讲外祖父的故事吗？他面对瘟疫都不退缩，我怎能向这些土豪劣绅低头？”

傅善贞叹了口气：“你外祖父是医生，救治的是病人。你是官员，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医一人易，治一世难啊。”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开门一看，竟是李老四和他的妻子，两人满脸惶恐。

“王干事，不好了！刘老爷家的管家今天来说，下季要收回我家的租田！”李老四几乎要哭出来。

王文翰心中一沉，他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李大哥别急，我明天就去刘家理论。政府有明令，不得因减租而撤佃，他不敢这么做！”

李老四摇头：“没用的，管家说了，不是因减租，是说我家儿子参加了什么‘可疑组织’，要清理门户啊！”

王文翰顿时明白，这是刘茂才给他的下马威。

第二天，王文翰去找刘茂才理论，刘家仆人却说老爷去了省城。他又去县公署找县长，县长避而不见。党部书记也只劝他冷静。

更糟糕的是，三天后省党部来了一纸调令：因工作需要，调王文翰同志前往邻县党部任职，三日内报到。

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刘茂才在省里活动的结果。

临行前夜，王文翰整理着办公室里的文件，心中充满不甘。李正民推门进来，默默帮他收拾。

“文翰兄，你真要去邻县报到吗？”李正民问。

王文翰苦笑：“能不去吗？这是命令。”

李正民压低声音：“我听说，刘老爷在省党部有人，说你办事激进，不利团结。还暗示你与外祖父的‘历史问题’有关联。”

王文翰长叹一声：“我个人的去留不足惜，只可惜这减租之事，又将成为一纸空文。”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骚动。王文翰开门一看，愣住了——门外站着几十个农民，领头的是李老四。

“王干事，听说你要调走了？”李老四问。

王文翰点点头，无言以对。

农民们面面相觑，有人叹气，有人摇头。

李老四从怀中掏出一张粗纸，上面按满了红手印：“王干事，这是我们联名的保状，要求上面留下你。我们知道你是为了我们好...”

王文翰眼眶湿润了。他接过那张沉甸甸的纸，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手印，心中五味杂陈。

“乡亲们，我对不住大家...”他哽咽道。

李老四却说：“王干事，别这么说。你让我们知道，这世上还有替穷人说话的官。这就够了。”

王文翰最终还是离开了武所县。在邻县，他仍然在党部工作，但不再负责土地改革事宜。

三个月后，他听说武所县的二五减租试点正式宣布失败，省党部批示“暂缓推行”。李老四最终还是失去了租田，带着全家去了外地谋生。刘茂才则因“支持政府政策，维护地方稳定”受到嘉奖。

又过了一年，王文翰因母亲病重，请假回武所照料。一日，他在街上偶遇已是县参议员的陈明远校长。

陈校长告诉他，政府正在筹建土地银行，试图以更温和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

“文翰，你当年的努力没有白费。”陈校长说，“至少让很多人看到了问题所在。改革之路漫漫，非一日之功啊。”

站在外祖父傅鉴飞的墓前，王文翰回想起这两年的经历，心中感慨万千。他终于明白，个人的努力在强大的旧势力面前，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但同时也坚信，总有一天，改革的种子会破土而出，成长为参天大树。

暮色中，他仿佛又听到了母亲讲述的外祖父行医的故事，那些关于勇气、坚持和慈悲的故事。也许，这就是传承——不是立刻改变世界，而是让改变的理念在人心深处生根发芽，等待破土而出的那一天。

“外祖父，我尽力了。”他轻声说，然后将一束野花放在墓前，转身走入苍茫的暮色中。

远处，炊烟袅袅，一个古老的乡村在夕阳下沉睡，仿佛什么都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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