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翰叹道：“总要试一试。若处处畏难，什么事都办不成了。”

接下来的几天，王文翰带着两名干事下乡宣传政策。在大河乡的村民大会上，他站在临时搭起的台子上，向下面的农民讲解二五减租的内容：

“乡亲们，政府体恤大家生活艰难，决定实行二五减租。从下季开始，你们交的地租，一律减免百分之二十五！也就是说，原来交一石粮的，现在只交七斗五升！”

台下农民面面相觑，无人响应。半晌，一个老农怯生生地问：“王干事，这话当真？刘老爷能答应？”

王文翰肯定地说：“这是政府的命令，必须执行！”

另一个中年农民苦笑：“前年邻县也这么说过，后来还不是老样子。咱们要是少交了租，来年刘老爷收回田地，我们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

这时，乡长带着几个人挤进人群，高声说：“王干事，这事得从长计议。减租是好事，可减了租，县里的田赋怎么办？抗战军粮怎么办？总不能都让地主承担吧？”

王文翰耐心解释：“乡长，减租不会影响田赋和军粮的征收，这些都有明确规定...”

话未说完，那乡长就打断他：“王干事，你们城里人不知道农村的难处。我看这样吧，我们先统计各户佃农的情况，慢慢商议，总要找个稳妥的办法。”

结果一“统计”就是半个月，毫无进展。王文翰再去催问，乡长总是推说农户情况复杂，需要时间厘清。

与此同时，在石门乡，情况更加棘手。

王文翰第一次去石门乡召开村民大会时，乡长周老八倒是十分配合，亲自敲锣召集村民。会上，王文翰详细讲解政策后，周老八还带头鼓掌：

“王干事说得对！政府体恤我们农民，这是天大的好事！我周老八第一个支持！”

会后，周老八热情邀请王文翰到家中用饭。酒酣耳热之际，周老八屏退左右，对王文翰说：

“王干事，不瞒你说，我在石门也有几百亩地，按理说减租对我没好处。但为了国家，为了抗战，我个人受点损失算什么？”

王文翰心中诧异，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周老八继续说：“只是石门地方偏僻，民智未开。那些佃户，你对他们好，他们反而觉得你好欺负。直接减租，恐怕他们不懂感恩，还会得寸进尺。我倒有个主意...”

“什么主意？”王文翰问。

“不如这样，”周老八压低声音，“租金明面上按新规定减，但暗地里让佃户照旧交纳，多出的部分，由我代为保管，作为‘抗战特别捐’，日后一并上交政府。如此，政府的面子有了，佃户也不敢放肆，岂不是两全其美？”

王文翰勃然变色：“这怎么可以！这是欺上瞒下，绝对不行！”

周老八脸色顿时冷了下来：“王干事，你还年轻，不懂人情世故。这石门乡山高皇帝远，没有我周老八点头，什么政策也推行不下去。你何必如此认真？”

那次谈话不欢而散。此后，王文翰再去石门乡，周老八总是避而不见。问起减租进展，乡公所的人总说正在办理，却始终不见实际行动。

一个月后，王文翰向县长和县党部书记汇报试点情况。

“大河乡拖延不办，石门乡阳奉阴违，两个试点乡至今没有一户真正实现减租。”王文翰沮丧地说。

县长沉吟片刻，道：“文翰啊，你的努力我们都看到了。但如今抗战正酣，地方稳定至关重要。既然阻力太大，不如暂缓施行，从长计议。”

党部书记也点头：“日前省党部来电，说各地反映改革遇阻，要求我们不可操之过急。不如先加强宣传，待时机成熟再行推行。”

王文翰激动地站起来：“二位长官，此事一拖再拖，只怕再无推行之日！总理遗训...”

“文翰！”县长打断他，“我们何尝不想实现总理遗志？但现实如此，如之奈何？强行推行，激起变故，谁来负责？”

会后，王文翰独自在办公室坐了很久。窗外夜色渐深，他想起母亲常讲的外祖父行医的故事。有一次瘟疫流行，外祖父不顾家人反对，每日去疫区诊治，救活了许多人。母亲说：“你外祖父说，医者要有割股之心，纵千万人吾往矣。”

如今他面对的虽不是瘟疫，却是更深重的社会痼疾。

第二天，王文翰决定改变策略。他不再通过乡公所，而是直接深入村庄，召集佃户开会。他带着干事，走访了大河乡的十几个村子，耐心解释政策，承诺政府会保障佃户的权益，不会允许地主随意收回土地。

有些佃户开始动心。大河乡的李老四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租种刘老爷家十亩水田已有二十年。他私下对王文翰说：

“王干事，不是我们不信政府，是实在怕啊。我一大家子人，就靠这十亩田活命。要是刘老爷收回田地，我们只能去逃荒了。”

王文翰道：“李大哥，你放心，政府有明文规定，地主不得因减租而随意撤佃。若有此事，你直接到县党部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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