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翰，你看这江水，无论经历多少曲折，终将奔向大海。”赵毓麟意味深长地说，“中华民族也是如此，暂时的困难阻挡不了我们的复兴。”

王文翰点头：“赵教授，我一直在思考，除了协助学校建设，我还能做些什么。外祖父生前常教导，医者治病救人，学者启智育才，都是为国为民。我虽在官场，但也想为抗战多做贡献。”

赵毓麟微笑道：“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知道学生们私下叫你什么吗？‘我们的保护伞’。”

王文翰苦笑：“这称呼可不太好，像是徇私枉法。”

“不，是明辨是非，保护正气。”赵毓麟郑重地说，“文翰，你知道吗？在历史上，文化的传承往往就依靠这样一批人——在艰难时世中，为文明的火种遮风挡雨。”

二人走到文庙前，这里已被改造为江夏大学图书馆和行政中心。虽然建筑陈旧，但整洁有序，窗内灯火通明，学子们埋头苦读。

看着这番景象，王文翰心中涌起一股热流。他想起江夏大学内迁途中，敌机轰炸，损失惨重，但师生们仍千方百计保护教学设备和图书。一所大学，宁可辗转千里，也不愿在侵略者统治下苟且偷生，这不正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体现吗？

“赵教授，我决定在县党部内推动成立‘文化事业促进委员会’，专门协助江夏大学及其他内迁文化机构。”王文翰突然说，“同时，我想请学校教授为我们地方干部开办讲座，普及抗战知识，提高认识。”

赵毓麟眼睛一亮：“好主意！这既能提高干部水平，又能增进双方理解。”

秋去冬来，转眼到了民国二十八年初。在王文翰的推动下，武所县与江夏大学的合作日益深入。学校为地方培训师资、提供医疗援助；地方则为学校提供物资保障、创造办学条件。

然而，政治气候却日趋紧张。省党部多次发文，要求加强对高校的监控。王文翰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三月的一天，书记长直接来到王文翰的办公室。

“文翰，省党部决定向江夏大学派驻特别督导组，由你兼任副组长。”

王文翰心中一震：“书记长，这恐怕不妥。我与校方关系密切，由我担任此职，恐难公正。”

书记长意味深长地看着他：“正是因为你与校方熟悉，才派你去。文翰，党国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当晚，王文翰辗转难眠。他明白这是上级对他的试探，如果他拒绝，不仅前程尽毁，可能连现在的位置也保不住；如果接受，就意味着要监视那些信任他的师生。

第二天，他找到赵毓麟，坦陈情况。

赵毓麟听后沉默良久，然后问：“文翰，你打算怎么办？”

王文翰站在窗前，望着远处的校舍：“赵教授，我记得《孟子》中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认为，真心抗日、培育人才是‘得道’，猜忌防范、制造分裂是‘失道’。”

“所以？”

“所以我会接受任命，但在这个位置上，我会尽力化解矛盾，促进理解，而不是制造对立。”

赵毓麟长舒一口气：“文翰，这条路可不好走啊。”

王文翰转身，目光坚定：“我外祖父行医时，常冒着瘟疫危险救治病人。他告诉我，有些事，明知难为也要为之，因为那是做人的本分。”

四月，督导组正式成立。王文翰以副组长身份，掌握了情报上报的初审权。他利用这个位置，巧妙地将一些敏感报告压下，或修改其中的激烈措辞。

同时，他积极推动江夏大学与地方合作项目，让更多人从大学内迁中受益。在他的努力下，连最初对大学抱有戒心的本地士绅，也渐渐改变了态度。

然而，危机终于降临。五月中旬，省党部直接派人到江夏大学搜查，据称有确凿证据表明校内藏有“违禁刊物”。

王文翰提前得到消息，急忙通知赵毓麟。然而，为时已晚，检查组已经出发。

“现在只能希望他们藏得好了。”王文翰忧心忡忡。

检查组在校园内大肆搜查，最终在图书馆地下室发现了一批进步书籍和抗日宣传品。陈裕光、赵毓麟等教授被要求接受审查。

关键时刻，王文翰挺身而出。

“各位，江夏大学内迁以来，为本地教育、医疗、文化做出诸多贡献。这些书籍，大多是学术着作，宣传品也是抗日内容，符合政府抗战国策。”他面对省党部特派员，不卑不亢。

特派员冷笑：“王文翰，有人反映你与校内某些左倾分子过往甚密，是否有这回事？”

王文翰坦然道：“我与所有尊重教育、真心抗日的师生都有交往。特派员，如今国难当头，团结为上。若因猜忌而伤及这所历经千辛万苦内迁的大学，恐失人心。”

“你在威胁我？”

“不敢。只是提醒特派员，武所地处前线，江夏大学的存在，对稳定民心、促进发展有重要意义。若因小事大动干戈，恐怕省主席那里也不好交代。”王文翰不急不躁，“况且，省教育厅刚刚表彰了武所县协助高校内迁工作，若此时出事，岂不是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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