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外公临终前说，希望我若能为官，当以百姓为重。”他轻声说，“我现在做的，真的是以百姓为重吗？那些被枪决的、被判刑的烟民，他们也是百姓。”

老陈叹了口气：“这话，您只能对我说说。在书记长面前，在庆功宴上，千万别说。”

两人回到宴会厅时，正好听到刘副局长在讲话：“……这次禁烟行动，我们警察局全力配合，抓获烟贩十二人，其中还有两个是外地流窜来的要犯！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武所的治安是过硬的，是经得起考验的！”

掌声响起。

王文翰看着刘副局长红光满面的脸，想起郭光熙临死前的话：“是警察局的……”

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很辣，辣得他眼睛发酸。

庆功宴后几天，王文翰收到母亲的来信。

母亲傅善贞识字不多，信是请镇上教书先生代笔的，但末尾有她亲笔写的一句话：“翰儿，在外保重身体，做事对得起良心。”

信中说了些家常：妹妹出嫁后的生活，舅舅家的近况，镇上最近发生的事。还提到，武所也有人议论县里的禁烟行动。

“镇上有人说你枪毙烟民，太严厉；也有人说你做得好，鸦片害人，该禁。娘不懂这些大道理，只记得你外公常说：医者治病，官者治世，都要对症下药。但药太猛了伤人，太轻了无效。其中的分寸，最难把握。”

信的最后，代笔的先生加了一段自己的话：“文翰贤侄，今之禁烟，犹如令祖当年之行医救人，其志可嘉。然时局复杂，非武所一镇可比。望你在外行事，既有令祖之仁心，亦需懂得权变之道。保全自身，方能长久为民做事。”

读完信，王文翰独坐良久。

外公傅鉴飞一生行医，救治过无数人，包括那些因鸦片受害的人。但他从未放弃过任何一个病人，哪怕是屡戒屡犯的烟民，他也耐心劝导，反复治疗。

而现在，自己作为政府官员，却亲手将一个人送上了刑场。

这是进步，还是另一种残酷？

下午，王文翰去了戒烟所视察。

戒烟所设在城郊一座旧祠堂里，条件简陋，但还算干净。一百多名烟民在这里接受强制戒烟。他们睡通铺，吃简单的伙食，每天有医生来检查，服用戒烟药——那药方，还是省里发下来的，据说参考了各地中医的验方，其中就有傅鉴飞当年用过的一些药材。

所长姓周，是个老中医，认识王文翰的外公。

“王干事，您来了。”周所长带着他参观，“这些人进来时，个个像鬼，现在好多了。有些人戒断反应强烈，我们尽量照顾。”

王文翰看到一个年轻人蜷缩在墙角，浑身发抖，口水直流。两个看护正按住他，喂他吃药。

“这个后生叫阿旺，才十九岁，被他爹送来戒烟的。”周所长叹气，“他爹说他抽了两年，把家产都败光了。进来七天，最难熬的时候过去了。”

“能戒掉吗？”

“难说。”周所长摇头，“戒烟容易，戒心瘾难。出去后，如果环境不变，没人管束，很容易又复吸。这次抓的那十九个重吸的，有好几个都是从我们这里出去不到一个月又抽上的。”

“那怎么办？”

周所长苦笑：“除非把他们关一辈子，否则只能靠他们自己。还有，要断了烟土的来源。不然我们在这边戒，他们在那边卖，有什么用？”

王文翰想起清雅茶社，想起悦宾客栈，想起庆功宴上那些人的笑脸。

“周所长，您认识我外公，您觉得他会怎么做？”

周所长看了他一眼，缓缓道：“傅老先生会尽心尽力救治每一个人。但他也会说，治病要治根。鸦片这个病，根子在买卖，在利益。不把这个根挖了，治标不治本。”

“可这个根，不好挖啊。”

“是不好挖。”周所长望着祠堂天井里那棵老榕树，“傅老先生当年也知道不好挖，但他还是挖了。虽然没挖干净，但至少挖动了一些土。后来的人继续挖，总有一天能挖到根。”

从戒烟所出来，已是傍晚。夕阳把天边染成一片血红。

王文翰走在回城的路上，想起母亲信中的话：“做事对得起良心。”

他的良心告诉他，禁烟是对的。但他的良心也告诉他，只抓小鱼小虾，放过背后的大佬，是不对的。

可他能做什么呢？他只是一个刚调来县党部的小干事，没有背景，没有势力。张书记长看重他，是因为他办事认真，不会惹麻烦。如果他真的去查那些“动不得”的人，恐怕第一个倒霉的就是他自己。

四月初，禁烟行动进入常态化阶段。

表面上，武所的烟毒似乎被遏制住了。烟馆关门，烟民减少，街上再也看不到公开吸食鸦片的人。省里的视察团来检查，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但暗地里，各种传闻开始流传。

茶馆里，人们交头接耳：

“听说了吗？城南清雅茶社最近生意更好了，后院常有马车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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