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紧要的是，城中经营粮食、布匹、药材、食盐等民生必需品的富商多被拘捕，家产悉数查封；一些与旧政府往来密切的豪绅、各宗族族长也关押。南门街郑氏宅院改作被服厂，日夜赶制军衣军裤，倒也热闹。家里的桐油坊还在经营，桐油已全部征用拉走，但却按平价付了钱，倒没有损失。傅鉴飞大哥的鉴明的码头船只被红军收走，人倒未被为难，关了半日便放了回来。最骇人的是“赵半城”赵培基，这人素日里囤粮抬价、欺压百姓，更曾关押过农会成员，如今被捆在天后宫前的老槐树上，胸前挂着“土豪劣绅”的木牌，现在也被镇压。穷人十分高兴。

傅鉴飞捏着傅明光的信纸，指节发白。一股寒意从脚底窜上脊梁，带着铁锈味的腥气直冲天灵盖——信中那些熟悉的地名、人名，像一把把尖刀扎进他心里。这哪是远方的流言？分明是活生生的血腥现实，是一柄悬在傅家头顶、随时会劈落的铡刀！

他颤抖着手撕开善余的信，墨迹未干的字迹里，竟浸着另一番天地：

“阿伯，你说怪不怪？红军在四都开了土豪的谷仓，白花花的大米往穷人竹筐里倒，排着队领粮的人都高兴得流泪。我在南门街见着分田了——地契当场扔进火盆烧了，有位老农捧着新写的田契跪在台下，眼泪把纸都洇湿了，嘴里念叨‘我家也有地了”

“从前见的北洋军、省防军、靖卫团，哪个不是见了百姓就横眉竖眼，抓鸡摸狗？可红军不同！他们帮老乡挑水扫院，借门板搭床铺，走时还往灶头塞俩铜钱。我在云骧阁瞅见他们的政府，木牌上写着‘汀州县革命委员会’。孩子们蹦跳着唱新歌：‘三月里来气象新，红军浩荡进汀州；郭逆凤鸣太猖狂，长岭寨下见阎王。’”

“听说要土改了，他们说‘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多的拿出来，肥的分给瘦的。红军要在长汀驻下了，伯，你说这世道，真要变了？”

“在村口，桥头，庙门等各个显眼之处，都张贴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书写了很多激动人心的标语。”

董善余没向父亲透露的是，自红军进汀州后，范新梅整个人都像换了个人——她整天不着家，不是在祠堂后巷开会，就是往染坊、米行跑着找人谈话。他这才隐约想起，从前母亲总念叨“新梅这闺女心事重”，原来她竟是地下党成员！前年那场搜查风潮里，她藏了半宿的党员名册险些被搜出来，到底还是机警地转移了……

傅鉴飞攥着两封信的手微微发抖，心里像塞了团乱麻。他望着信纸上“革命委员会”的字样，忽然想起从前农会闹减租减息的模样——那时农会的人总在祠堂外敲锣打鼓喊口号，地主们缩在祠堂后屋搓着双手，嘴里念叨着“莫要闹得太凶”；佃户们捧着算盘拨拉半天，最后也就少交两斗租子，还得千恩万谢说“承情”。哪像如今信里说的“直接”？他翻出压在樟木箱底的旧报纸，上面还登着广州农会的旧闻，可“革命”二字跟“委员会”凑在一块儿，倒像把锋利的刀架在旧世道的脖子上——从前农会最多是“减租”，如今这“委员会”，难不成真要革了那些地主老财的命？

傅鉴飞在堂屋里来回踱步，窗外的竹影随着风摇晃，投在青砖地上碎成一片。他扶着廊柱站定，只觉胸口像压了块浸水的青石板，沉甸甸喘不过气。开仓，分粮，分田分地，烧地契，那些平日里作威作福的大户富豪，如今倒霉了……这世道怕是要翻天覆地了，他攥着信的手心里全是冷汗。

董婉清在汀州，大儿子董善余做个医生不会理这些事；二儿子只会抱着画笔画画，其它屁都不懂；三儿子傅善涛倒是有本事，偏在广州、梅县跑公干，整年不着家——这偌大的家业，若等革命真来了，怕是连渣都剩不下。

傅鉴飞一个人在后堂坐了很久，佛生也不敢问他。望着案头那盏老茶灯，灯芯结着灯花，“噼啪”一声爆响。“得赶紧处置田产。”他喃喃自语，朝门外喊了声“佛生”。等佛生进来，他压低声音道：“你外面托人捎个信，多给一个银和子，去湘水湾找金光叔，让他明早天没亮就到武所茶馆碰头。这事——”他顿了顿，扫了眼里屋方向，“别让师娘知道。”

佛生垂手应了声，也不晓得那两封汀州来信里写了什么要紧事，只瞧见师父站在原地发怔，半晌都没缓过神来。

第二日晌午，金光掀开门帘跨进茶馆时，傅鉴飞正端着茶盏吹浮沫。青瓷盏里浮着半朵茉莉，白瓣舒展，香气混着炭炉的暖，在竹帘外飘成一片雾。他抬眼招了招手：“坐。”竹椅吱呀一声，金光侧身坐下。师父先说了汀州近日的事，又说了两封来信的事。师父指节叩了叩桌案，“四都的谷仓说分就分了，汀州的土豪说抓就抓了。咱们家的田契，再攥在手里怕是要烫手。”

金光捏着茶盏的手顿了顿，茶盏边缘的热气透过棉帕渗进掌心。他垂眼盯着盏中晃动的茶影，喉结动了动：“师父的意思是……要转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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