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先生，我能问个问题吗？”

“请讲。”

“这份邀请，是请我写文章，还是请我……站队？”

话问得直接。潘友新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不是外交式的假笑，是真正被问住时的苦笑：

“贾先生果然直接。那我也不绕弯子：我们希望您写反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文章，但这不意味着您必须‘站队’。您是作家，作家应该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话说得漂亮。但贾玉振听出了潜台词：你可以独立思考，但思考的结果，最好符合我们的要求。

他打开文件袋，抽出里面的信函和电报。俄文他看不懂，但中文翻译得很准确。他一页页看完，看得很慢，看完了，又把文件装回袋子里，轻轻放在桌上。

“大使先生，”他开口，“感谢联共（布）中央的邀请。但我有几个问题，想先请教。”

“请说。”

“第一，如果我写苏联，我能去苏联实地采访吗？不是莫斯科、列宁格勒这些大城市，是西伯利亚的劳改营，是乌克兰的集体农庄，是被流放者的聚居地？”

潘友新的笑容僵了一下：“贾先生，那些地方……恐怕不方便。”

“第二，”贾玉振继续，“如果我写苏联红军，我能采访那些在斯大林格勒活下来的士兵吗？不只是英雄，还有逃兵，有精神崩溃者，有质疑这场战争意义的人？”

“这……”

“第三，”贾玉振的声音依然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针，“如果我写苏联的历史，我能写布哈林之死吗？能写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冤案吗？能写1937年的大清洗，写那些半夜被带走、从此消失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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