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的雪和重庆不同。

重庆的雪是潮湿的、黏腻的，落在瓦片上很快就化成水，顺着屋檐滴下来，像这个城市永远流不完的泪。柏林的雪是干燥的、坚硬的，一片片棱角分明，落在威廉大街总理府的石阶上，能积起厚厚一层，踩上去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像某种脆弱的骨骼在断裂。

总理府书房里的暖气开得很足。壁炉里木柴噼啪作响，火光在橡木护墙板上跳跃，映出墙上那幅巨大的欧洲地图——上面插满了代表德军攻势的黑色箭头，从波兰指向法国，从法国指向苏联，像一只张开的手，试图扼住整个大陆的喉咙。

阿道夫·希特勒坐在宽大的书桌后，手里拿着的不是军事报告，而是一份德文译稿。译稿的纸张很考究，是总理府专用的奶油色公文纸，但上面印着的文字，来自半个世界之外。

《如果长夜降临：一个警示》——这是《清除日》的德文版译名。

希特勒已经读了第三遍。他读得很慢，蓝色的眼睛在镜片后微微眯起，手指不时在某个段落上停顿，轻轻敲打。他身边的秘书知道这个习惯：元首在思考，在消化，在寻找文字背后那个与他相似的、对秩序和清洗有着病态迷恋的灵魂。

终于，希特勒放下译稿，摘下眼镜。

“戈培尔，”他忽然开口，声音低沉，“这个中国人……他在描写一个被我们统治的世界。”

“是的，元首。但他在描写那个世界的黑暗。”

“不。”希特勒转身，眼中闪烁着戈培尔熟悉的那种光芒——那种发现了某种共鸣时的兴奋光芒，“他在描写秩序。‘社会贡献积分’‘斩杀线’‘净化日’——你看到了吗？他在构想一种完美的、高效的、无情的社会筛选机制。”

戈培尔迟疑：“可是元首，他在书中明确把这种制度放在法西斯胜利后的美国，这是对我们的影射和批判……”

“批判？”希特勒笑了，笑容里有种近乎天真的不解，“不，这是理解。只有真正理解权力本质的人，才能构想出这样的制度。你看——”

他走回书桌，拿起译稿，翻到“净化日”制度的详细描述：

希特勒用手指点着这段文字：

“他在告诉我们：要维持一个纯粹的、高效的社会，必须要有制度化的清洗。不是随机的暴力，是有序的、定期的、基于数据的淘汰。这不是批判，这是……启示。”

戈培尔沉默了。他知道元首的思维有时会进入某种旁人无法理解的轨道。但现在，他隐约明白了：希特勒在这个中国作家的黑暗寓言中，看到了自己某些理念的极端化呈现——并且，被深深吸引了。

“我要见他。”希特勒突然说。

“元首，这……他恐怕不会接受。根据情报，他拒绝了美国人的庇护，拒绝了苏联的邀请，甚至拒绝了重庆政府……”

“那是因为他们给的都不够。”希特勒转身，眼中光芒更盛，“告诉他，在德国，他能得到真正的理解。他的思想，他的文字，他的……对秩序的洞见，在这里不会被误解为单纯的批判，而是会被珍视为对未来的蓝图。”

戈培尔知道争论无用。他点头：“我会安排。”

“信要亲笔。”希特勒补充，“用我的私人信笺。措辞要……诚恳。告诉他，我欣赏他的才华，理解他的洞见，希望能在柏林与他深入探讨‘净化社会’的理念。”

戈培尔记下，转身准备离开。

“等等。”希特勒又叫住他，“如果他拒绝……”

戈培尔停步。

希特勒看着壁炉里的火焰，沉默了几秒，然后缓缓说：

“那就派驻文化参赞常驻重庆。不需要他同意，只需要……能第一时间读到他的新作。每一篇，都要用最快的速度送到柏林。”

“是。”

希特勒的手指在“贾玉振”三个中文音译上停留。

然后，他轻声自语，像在对自己说，又像在对那个远在东方、素未谋面的作家说：

“你会来的。当你发现，只有在这里，你的黑暗寓言才会被真正读懂时……你会来的。”

壁炉里的火，噼啪一声，爆出一颗火星。

重庆的雾，在二月初还没有散尽。

七星岗书房的窗户关着，但湿冷的空气还是从缝隙里钻进来。贾玉振披着苏婉清新做的棉袍，坐在书桌前，面前摊开的不是稿纸，是一封刚刚送达的信。

信封很考究，深灰色，纸质厚重，封口处有红色的蜡封，印着鹰徽。信笺是总理府专用的奶油色公文纸，上面的字是德文，附有中文翻译。

他读得很慢。

信不长，但措辞确实……诚恳。希特勒在信中称他为“尊敬的贾先生”，赞赏《清除日》展现出的“对人类社会本质的深刻洞察”，并邀请他赴柏林，“共同探讨如何构建更高效、更纯粹的社会秩序”，承诺给予“帝国文化顾问”的头衔和部长级待遇。

信末有一行手写的附言，翻译在旁边：“我理解您对黑暗的警示，但也许，在柏林，我们能一起找到点亮黑暗的正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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