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唐人街的募捐点设在了“中华会馆”门前的空地上。没有横幅，没有喇叭，只有一张褪色的红木桌子，桌后坐着两位老先生——都是七十开外的年纪，穿长衫，戴老花镜，面前摆着账本和毛笔。

桌上立着一块木牌，墨字是新写的：

“一字千金”

每认捐一字（中文），捐赠一美元

目标：百万字

为贾玉振先生及抗战民众

牌子旁放着几份《纽约时报》，头版是玛丽那篇报道，还有《我有一个梦想》的英文译本。

清晨的雾气还没散，第一个来的是个洗衣房老板。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手指关节粗大，是常年泡在碱水里留下的痕迹。

“老先生，”他操着浓重的台山口音，“怎么捐？”

坐左边的老先生抬头：“您想捐多少字？”

“我……”洗衣房老板犹豫，“我不识字。但我想捐……捐我儿子的名字。”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着三个字：陈国栋。

“这是我儿子的名字。”老板声音发涩，“他去年死在台儿庄。我不识字，是请人写的。这名字……值多少钱？”

老先生接过那张纸，看了很久。纸上的字迹稚嫩，但一笔一画很用力。

“陈国栋，”老先生缓缓念出，“三个字。按规矩，是三美元。”

洗衣房老板从兜里掏出一个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美元钞票。他数出三张，放在桌上。

“等等。”坐右边的老先生忽然开口，“老陈，你这钱……”

“是我洗衣服挣的，干净。”老板挺直腰，“我儿子为国捐躯，我替他……替他捐几个字，让他名字……也跟着贾先生的文章，传一传。”

两位老先生对视一眼。

左边的老先生拿起毛笔，在账本上工工整整写下：

“陈国栋，三字，三美元。捐者：其父陈阿生，旧金山华光洗衣房。”

写完，他抬头：“老陈，你儿子的名字，会记在捐赠名录上。这份名录，我们会想办法送到重庆，送到贾先生手里。”

洗衣房老板眼眶红了。他深深鞠了一躬，转身离开时，脚步有些踉跄。

第二个来的是个年轻女人，穿着西式套裙，像是办公室职员。她会英文，说话不带口音。

“我要捐一百个字。”她递上一张支票，“这是我一个月的薪水。”

老先生接过支票：“小姐，这一百个字，您想捐什么内容？”

“就捐……”女人想了想，“捐贾先生文章里，我最喜欢的那句：‘纵使长夜如墨，总有星火不灭。’”

“十二个字。”

“剩下八十八个，”女人微笑，“捐给那些我记不住名字、但同样在黑暗中坚持的人。”

老先生点头，在账本上记下。

女人临走前，回头看了一眼那块“一字千金”的木牌，轻声说：“其实，有些字，千金不换。”

一整天，人来人往。

有餐馆跑堂捐了五美元——他攒了三个月的小费。

有华人学校的学生们凑了二十美元，捐的是全班同学的名字。

有个白人牧师也来了，捐了五十美元，说：“我不是华人，但我认捐‘梦想’二字。这个字，属于所有人。”

到傍晚收摊时，账本记了整整二十三页。

两位老先生累得手腕发抖，但眼睛发亮。

“老李，算算多少了？”左边那位问。

被唤作老李的先生翻着账本，一笔笔加。算盘珠子噼啪作响，在暮色中清脆得像某种密码。

最后，他抬起头，声音有些发颤：

“八千六百四十二字。八千六百四十二美元。”

一天。

仅仅一天。

“照这个势头，”老李说，“百万字……也许真的能做到。”

“百万字，就是一百万美元。”左边老先生喃喃道，“一百万美元，能买多少枪炮？能救多少伤员？能印多少书？”

两人沉默。

然后同时看向东方——虽然隔着大洋，虽然看不见，但他们知道，在那个方向，有个叫贾玉振的人，正在用笔作战。

而他们，在用钱，用字，用这片异乡土地上华人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为他助阵。

“明天继续。”老李合上账本，“就是手写断了，也得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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