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的雨季还没来，但空气里已经有了湿漉漉的水汽。西南联大后墙外那间废弃的仓库里，油印机转动的声音已经持续了整整三天三夜。

咣当，咣当，咣当。

声音不大，但在深夜里格外固执。仓库的窗户用麻袋堵着，只留一条缝隙透气。昏黄的煤油灯下，七八个学生轮流摇着机器把手，额头上全是汗，手上染满了油墨。

“慢点，这一版快印完了。”说话的是物理系四年级的陆文渊，眼镜片蒙着一层雾气。他小心地从机器上揭下一张刚印好的纸，就着灯光检查——字迹有些模糊，但还能看清：

《我有一个梦想——告中华同胞书》全文

作者：贾玉振

西南联大“星火读书会”敬印

纸张是粗糙的草纸，泛黄，边缘毛糙，但厚实，能经得住多次传阅。油墨是学生们凑钱买的劣质货，气味刺鼻，但没人抱怨。

“第几份了？”旁边历史系的女生陈素问，她负责装订，手指被纸张割出了好几道口子。

陆文渊看了眼墙角：“三百二十七份。”

三天，三百二十七份。每份二十页，每页要摇三十次把手。算下来，这台老旧的油印机已经转动了近二十万次。

“继续。”陆文渊说。

咣当，咣当。

仓库门被轻轻推开，一个瘦小的身影闪进来，怀里抱着一捆东西。

“林海？”陆文渊抬头。

叫林海的男生是经济系二年级的，浙江人，说话带着吴语口音：“文渊兄，我又弄到纸了。”他把那捆东西放下——是裁切过的香烟包装纸内衬，薄如蝉翼，但质地柔韧。

“哪儿来的？”

“烟草厂后门的废料堆。”林海压低声音，“我和看门的老头说了，咱们印的是抗战文章，他悄悄让我拿的，不要钱。”

陆文渊拿起一张对着灯看。半透明的纸，印上字后可能会透，但这样的纸轻，好藏，适合秘密传递。

“好。”他点头，“下一批用这个纸印袖珍版，方便携带。”

陈素忽然开口：“文渊，昨天训导处的人找我了。”

所有人停下动作。

“他们怎么说？”

“问我们在干什么。”陈素苦笑，“我说在印复习资料。他们不信，但也没深究——可能是贾先生现在名声太大，他们不敢明着查。”

陆文渊沉默片刻：“小心点。以后晚上印，白天把机器藏起来。”

“藏哪儿？”

“拆了，零件分开放。”陆文渊说得很平静，“我学物理的，拆装机器在行。”

咣当声又响起来。

这次是陈素摇把手。她摇得很慢，很稳，眼睛盯着纸张一点点从滚筒下吐出来。那些字——那些她几乎能背下来的字——又一次出现在纸上：

“今天，我站在这里，站在七星岗的废墟上……”

她忽然想起父亲。父亲是北平的小学教员，七七事变后不肯给日本人编教材，被宪兵队抓走，再没回来。母亲带着她和弟弟逃到昆明，临行前只带了一件东西：父亲用过的《辞海》，扉页上写着：“字不可废，国不可亡。”

“素素？”陆文渊碰了碰她肩膀。

陈素回过神，发现自己流泪了。她慌忙抹掉，继续摇把手。

咣当，咣当。

这声音穿过仓库的墙壁，飘进昆明的春夜里。远处偶尔有狗吠，更远处是军营的号声。但在这间仓库里，只有油印机固执的、不知疲倦的转动声。

像心脏在跳动。

一个民族的心脏，在黑暗中，固执地跳动着。

上海烟纸店里的“特制香烟”

上海的春寒比刀锋还利。

法租界边缘那间不起眼的烟纸店里，老周正在整理货架。店里卖香烟、火柴、肥皂、还有偷偷兑换的外汇券。表面上看，这就是上海滩成千上万家烟纸店中的一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但柜台下的夹层里，藏着别的东西。

老周边整理边用余光扫视街面。下午三点，街上人不多，几个黄包车夫蹲在路边等生意，卖报的孩子在吆喝，两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拎着购物袋走过——可能是随军家属。

确认安全后，老周弯腰，从柜台下取出一个铁皮盒。打开，里面是整整齐齐的“老刀牌”香烟。他抽出一包，动作自然地撕开封条，取出两支烟，又把封条仔细贴回去。

但这两支烟里，没有烟草。

他用镊子从烟卷里抽出两个细小的纸卷——比火柴棍还细，展开后是火柴盒大小的纸片，上面印着密密麻麻的、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的字：

《我有一个梦想》节选

抗日必胜！中国不亡！

字太小了，小到可以夹在指甲缝里，可以塞进耳洞，可以藏在衣领的线头中。这是地下印刷厂用最精密的设备印出来的，一套铜版要刻三天，但印出来的成品，一包香烟就能藏上百份。

老周把纸卷重新塞回烟卷，放进一个特制的烟盒——这个烟盒的夹层能装二十支“特制烟”。然后他锁上铁皮盒，放回柜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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