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玉振沉默了很久。

久到窗台上的烟灰缸里又多了两个烟头，他才缓缓开口：

“婉清，你还记得张万财吗？”

“怎么不记得。”苏婉清眼眶微红，“那个管账的老先生。”

“他临终前抓着账本说：‘灶台下面，账本要收好。’”贾玉振声音很低，“他一辈子没离开过川渝，不知道美国在哪，不知道黑人白人有什么区别。但他知道穷，知道饿，知道想让孩子吃饱饭、有书读。”

他转过身，看着妻子：

“如果张万财能听懂英文，能读到这篇改编版——你觉得，他会怎么想？”

苏婉清愣住了。

“他会说。”贾玉振自问自答，“‘这个什么密西西比河边上，也有像我一样扒拉算盘、想让孩子们吃上饱饭的人。’他会说：‘这个什么种植园的苦，跟咱们庄稼人的苦，是一个苦。’”

他走到书桌前，拿起那份译文，手指拂过那些被改写的段落：

“文字一旦离开笔尖，就像种子被风吹走。你不知道它会落在哪片土地，不知道会碰上什么样的雨水，不知道会开出什么样的花。”

“可是，”苏婉清犹豫，“这样改下去……会不会失了原意？会不会……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

贾玉振笑了。

笑得很淡，但眼里有光：

“婉清，你告诉我——我写《我有一个梦想》的‘原意’，到底是什么？”

“是……”苏婉清想了想，“是让中国人不放弃希望，是让前线的弟兄知道为什么流血，是让后方的百姓相信天亮会来。”

“那现在，一个美国的黑人领袖，用这篇文章让他的同胞不放弃希望，让黑人知道为什么抗争，让贫民窟的人相信有一天不用再从后门进餐厅——”贾玉振看着她，“这个‘原意’，变了吗？”

苏婉清答不上来。

“没变。”贾玉振自己回答，“只是换了个战场，换了一群战士，换了一种口音。但仗，还是那个仗——为‘人’这个字而战，为不被当牲口看而战，为子孙后代能挺直腰杆而战。”

他坐下来，铺开新的宣纸，研墨。但没马上写，而是先在那份译文的第一页空白处，用毛笔蘸饱浓墨，写下几行字：

“致隔海握笔的兄弟：

见字如晤。

你们改写的每一个词，我都读了。

改得好。

该把长江改成密西西比——应该。

该把废墟改成贫民窟——应该。

该把我的‘总有一天’，改成你们的‘就在此刻’——更该。

因苦难无专利，渴望无版权。

你我不过是在各自的夜里，做了同一个梦。

继续做梦。

继续言说。

纵使长夜如墨——

总有星火，

在隔海相望的彼岸，

彼此认出，

彼此照亮，

彼此说：

‘原来你也在这里，原来我们做着同一个梦。’”

写完，他唤来阿四——那个从河南逃难来、现在帮着跑腿送信的年轻人。

“阿四，去找冯四爷，让他通过老渠道，把这段话发给纽约的玛丽·温斯洛女士。”贾玉振仔细叠好那张纸，“请她转交沃尔特·怀特先生。”

阿四郑重接过：“先生，要署名吗？”

贾玉振想了想：

“就写：一个在重庆废墟中，听见了哈莱姆回声的中国人。”

阿四离开后，苏婉清轻声说：“玉振，你变了。”

“变了吗？”

“变得更……像一面镜子了。”苏婉清说，“以前你的文字是刀，砍向黑暗。现在……像镜子，照见别人的苦难时，也照见了自己。”

贾玉振看向窗外。

晨光正好，照在那些刻着捐赠者名字的砖瓦上，照在血书碑上，照在孩子们专注读书的小脸上。

早读的孩子们正在齐声背诵《平民千字文》里的一段：

“人有志，不嫌贫。书有字，能通神。国虽破，心不灭。待天明，万象新。”

背诵完，一个孩子举手问先生：“先生，‘万象新’是什么意思？”

教书的先生——是希望基金请来的老先生——想了想，说：

“就是这世上所有的苦难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孩子似懂非懂，但点了点头。

贾玉振听着这段对话，忽然明白了什么。

他提笔，在新铺的宣纸上写下标题：

《梦无疆》

墨迹在纸上洇开，像某种无声的宣示。

而在大洋彼岸，哈莱姆的雪早已化了。

阳光照在第七大道上，露出底下原本的颜色——不是纯白，是混杂着泥土、血迹、泪水、烟蒂、口香糖残渣的、斑驳而真实的颜色。

就像梦想本身。

从来不是单一的白色，或黑色，或黄色。

它从来都是混杂的——

混合着所有在夜里哭泣的眼睛的颜色，

所有在压迫下依然挺直的脊梁的颜色，

所有隔海相望、却能彼此认出的心跳的颜色。

而此刻，在重庆和纽约之间，在黄皮肤和黑皮肤之间，在长江和密西西比河之间——

有一种颜色正在诞生。

它不属于任何种族，任何国家。

它只属于那些依然敢在黑暗中做梦的人。

它的名字叫：

“不屈”。

（致敬：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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