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15日，阴。

长江边的风裹挟着初冬的寒意，吹过七星岗尚未清理干净的废墟。

那片炸塌的院墙还保持着战斗结束时的模样，只是血迹已被雨水冲刷成暗褐色的斑驳印记，像这片土地上永远无法彻底洗去的记忆。

但今天，废墟前站满了人。

从巷口到江边，沿着青石板路，黑压压的人群沉默地站立着。

有街坊邻居，有码头工人，有黄包车夫，有学生，有抱着孩子的妇女，还有从其他城区赶来的、手里攥着“希望皂”包装纸的陌生人。

他们都穿着素色衣服，许多人臂上缠着黑纱。

人群中央的空地上，并排摆着九口薄棺。

何三姐、张万财，以及七位在“冬斩”行动中牺牲的“护振队”兄弟。

棺材很简陋，有些甚至是用门板临时钉成的，但每一口都擦得干干净净，棺盖上放着一朵白色纸花。

冯四爷站在最前面。他左臂还吊着绷带，脸上新添的刀疤在晨光中狰狞如蜈蚣。

他没说话，只是看着那九口棺材，看了很久。

上午十点，贾玉振来了。

他穿一身洗得发白的青色长衫——是何三姐去年立冬给他缝的，针脚细密，她说“先生写字的人，衣衫要周正”。苏婉清跟在他身后，抱着那幅《山城灯火》，画框上的黑绸在风中飘动。

没有仪仗，没有哀乐。只有长江永不止息的涛声，像大地的心跳。

贾玉振走到棺前，一棺三鞠躬。九个棺，二十七个躬。每鞠一次，他的腰就弯得更深一点，到第九口棺时，他的额头几乎触到冰冷的青石板。

然后他直起身，转向人群。

“今天，”他的声音被江风吹得破碎，但每个人都听清了，“我们送九个人回家。”

他走到何三姐棺前：“何三姐，湖北宜昌人，民国二十一年嫁到重庆。她不识字，但记得三千七百二十八个吃过她饭的孩子名字。她最后说：‘下辈子，我还给先生做饭。’”

走到张万财棺前：“张万财，浙江宁波人，十三岁当学徒，拨了五十年算盘。他临终交代：‘灶台下面，账本要收好。’因为他知道，账本在，希望基金就在，孩子们就有饭吃。”

走到李铁柱棺前：“李铁柱，重庆朝天门码头工人，左肩扛包磨出的老茧有两寸厚。他说：‘先生的字我看不懂，但先生是为咱老百姓写字的，咱得护着。’”

走到赵小山棺前：“赵小山，十九岁，河南逃难来的孤儿。他说等太平了，要攒钱娶媳妇，生个儿子，教他认字，读先生写的书。”

一个个名字，一段段人生，一句句遗言。贾玉振说得极慢，每个字都像从心里呕出来的血。

当说到第七个时，他的声音开始发抖；说到第九个时，他停下来，仰起头，死死盯着铅灰色的天空，不让眼泪流下来。

但眼泪还是流下来了。

大颗大颗的，滚烫的，砸在青石板上，和那些洗不净的血迹混在一起。

“他们为什么死？”贾玉振抹了把脸，声音嘶哑，“因为有人要杀一个写字的文人。所以，他们的血，是为字流的。”

他向前一步，声音陡然拔高，像刀劈开寒风：

“以前我总说，有些字值得写。今天我要说——有些字，值得用命来守！他们守的不是贾玉振这个人，是这个人笔下的真话，是这些真话在黑暗里点起的那一丁点儿光！”

他指向九口棺木，手指颤抖：

“从今天起，我每活一天，就是替九个人活；我每写一字，就是替九个人写；我若能看到天亮，就是替九个人看！他们看不见的，我替他们看！他们等不到的，我替他们等！”

说完，他不再言语，只是对着棺木，对着人群，对着这片伤痕累累的土地，深深鞠躬。

这一次，腰弯下去，久久没有直起。

人群里，哭声终于压抑不住了。

先是女人捂住嘴的抽泣，然后是男人粗重的哽咽，最后汇成一片——不是嚎啕，是一种更深沉、更钝痛的悲声，像长江底涌动的暗流。

葬礼结束后，人们在废墟上立了块青石碑。

碑文是冯四爷口述，老石匠一刀一刀刻的：

“此地曾有人

为真话死

为自由战

癸未年冬七星岗众邻立”

碑下埋着九件遗物：何三姐那条洗得发白、补了七个补丁的围裙；张万财那副摔碎了镜片的老花镜；李铁柱磨得光亮的扁担钩；赵小山擦得锃亮的黄包车铃铛；还有一张折叠整齐的《我和我的祖国》手稿——贾玉振用血在背面添了一行小字：

“此歌属于所有为它流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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