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年这个时候，盛京的码头该是挤满船只的。

从威尼斯来的马可船队，从北边日德兰半岛来的毛皮商人，从莱茵河中游来的矿石贩子，还有附近山区里用骡子驮着山货的小商贩，都会赶在春耕结束、夏收未到的这段农闲期，汇聚到阿勒河畔这个日益繁荣的集市。码头上会堆满等待装卸的货物，空气里混杂着几十种口音的讨价还价，客栈的房间得提前半个月预订。

但今年，码头冷清得让人心慌。

杨亮站在外城西墙的了望台上，手里举着望远镜。河面上只有三条船——都是盛京自己的平底货船，正在往岸上运春耕后工坊急需的矿石。往常该泊满外邦船只的五个泊位，此刻空空荡荡。更远处，阿勒河主河道上，连寻常的渔船都看不见几条。

“第五天了。”身后传来管事老奥托的声音，这个萨克森老农现在是外城集市的治安官之一，“只有三支小商队从北边山里过来，说是路上关卡都严了，好些村子不让外人进。”

杨亮放下望远镜。春末的阳光已经有些灼人，照在空荡荡的河面上，反射出刺眼的白光。“他们听到什么风声？”

“说法很多。”老奥托搓着粗糙的手掌，“有的说是东边巴伐利亚那边闹热病，人发烧起疹子，几天就没了。有的说是意大利北边港口死了好多人，威尼斯的船都不敢出港。还有人说……”他压低声音，“是上帝降下的惩罚。”

最后这句，让杨亮心头一紧。在中世纪，“上帝降罚”往往意味着大规模瘟疫的开始。他想起穿越前在资料里看过的那些描述：黑死病、天花、霍乱……在缺乏有效医疗和卫生观念的年代，一场瘟疫就能抹掉一个地区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人口。

“去把托马斯拉过来。”他转身下了望台，“还有医坊的汉娜嬷嬷，马上。”

半个时辰后，外务所二楼议事厅里，气氛凝重。

木匠头托马斯、医坊负责人汉娜嬷嬷（一个三十多岁的法兰克裔寡妇，早年在修道院帮忙照顾过病人）、老奥托，还有杨亮的长子杨保禄都到了。桌上摊着几张刚从过往商人那里换来的、语焉不详的信件和口述记录。

“综合来看，”杨保禄总结道，“疫情应该至少有三个爆发点：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巴伐利亚公国东部，还有说法是勃艮第那边也有。传播路径很可能是商路——春季商队开始活跃，把病从一个集市带到另一个集市。”

汉娜嬷嬷戴着亚麻口罩——这是盛京医坊的标准配置，此刻她的眉头皱得紧紧的：“信里说的症状，发热、寒战、皮肤起深色斑点、淋巴结肿痛……听着像鼠疫。但也有说病人呕吐腹泻不止的，那可能是霍乱或伤寒。距离太远，信息太乱，没法确定。”

“不管是什么，”杨亮敲了敲桌子，“我们必须假设最坏的情况：这是一种能通过接触、飞沫甚至货物传播的烈性传染病。而且它正沿着贸易网络，朝我们这个方向蔓延。”

托马斯脸色发白：“那码头……我们是不是该彻底关了？”

“不能全关，但必须严控。”杨亮站起身，走到墙边那幅手绘的区域地图前，“所有外来船只，一律不许靠主码头。让他们停到下游那个老渡口——离主城至少三里，周围没有常住居民。船上所有人，连同货物，原地隔离观察。食物、饮水我们用无人小船送过去。隔离期……”他顿了顿，“至少十五天。如果十五天后无人发病，货物在岸边晾晒三日，人员洗澡更衣，才能进城。如果有任何疑似病例……”

他没说完，但所有人都明白意思。汉娜嬷嬷在胸前划了个十字。

“城内呢？”老奥托问，“集市还开吗？”

“开，但只限本城常驻商人。外来商贩一律不准进入主城区，交易移到下游隔离区外围的空地进行，钱货通过滑轮和吊篮传递，避免直接接触。”杨亮语速很快，“城内所有公共水井加装井盖，取水必须用公用的长柄勺。垃圾每日清运到下游焚烧。发现死老鼠立刻上报，医坊派人处理。”

这些都是从现代防疫知识里提炼出的、在这个时代能勉强操作的措施。杨亮一边说，一边在纸上记录要点。他知道，真正的瘟疫一旦爆发，这些手段能起到的作用有限，但总比什么都不做强。

“还有蚊虫。”汉娜嬷嬷补充道，“有些热病是通过蚊虫叮咬传的。得把城内的小水坑都填了，积水容器清空。我让医坊多备些艾草和薄荷，晒干了在各处点燃熏烟，能驱虫。”

“猫。”杨保禄忽然说，“多放猫。仓库区、粮仓、住户家里，鼓励养猫。猫抓老鼠，老鼠传病。”

这是个朴素的逻辑，但符合认知。杨亮点头：“这事你负责，从内城调一批猫崽到外城各户，就说防鼠害，不提瘟疫。”

命令一条条下达。托马斯负责带人改造下游老渡口，搭建临时隔离棚屋和货物晾晒架；老奥托组织人手填坑清淤，加强垃圾清运；汉娜嬷嬷赶回医坊，清点库存的草药、布匹（用于制作口罩和隔离衣）、石灰（消毒用），并开始培训一批年轻助手基本的隔离护理知识；杨保禄则去安排码头管制和城内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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