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也嘈杂得多。拉丁语（主要是修士和文书在用）、各种日耳曼方言（有些杨保禄能听懂片段，有些完全陌生）、偶尔还能听到几个凯尔特语系的词汇，像石子掉进河里，溅起一点水花就不见了。

杨保禄特意去寻找城市的中心。在巴塞尔，中心无疑是明斯特广场和主教座堂——政治和宗教权威的空间紧密结合。而在科隆，他首先被引到了集市广场。

巨大的广场，地面夯得坚实，人声鼎沸得像开了锅的粥。货物堆积如山：成捆的羊毛、成桶的鲱鱼、堆成小山的陶罐、悬挂起来的皮革、还有香料摊子——肉桂、胡椒、丁香的味道混在一起，浓郁得呛鼻。交易的规模让杨保禄咋舌：他看到一整个车队的葡萄酒桶正在过秤，税吏在羊皮纸上飞快记录；一群佛兰德斯商人围着几匹细呢绒讨价还价，手势比划得激烈。

纯粹的商业力量在这里汹涌澎湃，几乎能感觉到它在空气中振动。

而城市的宗教中心——那座正在扩建的圣彼得大教堂——雄踞在离莱茵河稍远的另一片高地上。教堂的工地上搭着脚手架，石匠的锤击声隐约传来。它与喧嚣的市场保持着一小段距离，那段距离里全是拥挤的民居和小巷，但教堂本身的威严，像山一样压在那里。

政治权威的标志，则是远处隐约可见的“国王行宫”遗迹。乔治提过，查理曼和他的父亲丕平都曾多次驻跸于此。现在那里只剩一部分建筑还在使用，但那种象征意义还在。

这种空间上的分隔与并存，让杨保禄若有所思。在巴塞尔，主教的权威似乎笼罩一切，商业是其羽翼下生长出的藤蔓。而在科隆，商业、宗教（拥有极其重要的圣物和庞大教产）、残留的王权象征以及新兴的市民力量，似乎形成了一种更复杂、更动态也更紧张的平衡。城市像一个多核的蜂巢，每个部分都在剧烈涌动，争夺着空间、资源和话语权。

他在本子上记下观察，画了简图：市场区、教堂区、行宫区、码头区，用虚线标出可能的势力范围。

傍晚，乔治带着微醺的醉意回来了，但眼睛很亮。“成了两笔，”他说着灌了一口水，“还有一笔要等明天去见一位司铎。科隆就是这样，水很深，但机会也真的大。”

他详细说了见闻：一位与宫廷有联系的商人，对“赛里斯”的折叠小刀和铅笔极感兴趣。“他说这不是单纯的实用器，是‘富有哲人巧思’的礼物，适合献给皇帝或大主教。开价比巴塞尔那边高三成。”

乔治顿了顿，看着杨保禄：“你爹弄出来的这些东西……有时候我觉得，他卖的不是货物，是‘想法’。”

杨保禄想起父亲在工坊里反复试验的样子。那些石墨笔，最初只是因为羽毛笔在庄园里不好用——鹅毛不够，墨水容易冻。父亲试过木炭条，但容易断，染一手黑。后来发现后山有种灰黑色的石头（石墨），磨粉混合黏土，烧制，裹木条……前后试了几个月，废品堆了半屋子。

“他只是解决问题。”杨保禄说。

“解决问题，”乔治重复这个词，笑了，“对，就是这个词。但很多人连问题都看不见。”

夜里，躺在比船上安稳得多、但依旧能听到城市隐约嗡鸣的床铺上，杨保禄回顾着白日的观感。

巴塞尔是清晰的——主教座堂、桥梁、市场，脉络分明，像一棵主干清晰的树。而科隆是混沌的——罗马的幽灵、教会的权杖、商人的金币、国王的余威、无数市井的欲望，全部交织在一起，在莱茵河畔发酵、膨胀，形成这座据说人口超过两万的庞大聚落。

黑暗时代里，两万人是什么概念？杨保禄试着想象：阿勒河谷周边所有庄园、村落的人口加起来，恐怕也不过这个数。而这些人，全部挤在这片城墙围起来的区域里，每天要消耗多少粮食、多少水、多少柴火？每天要产生多少粪便、多少垃圾？疾病如何在这样的密度下传播？火灾一旦发生会怎样？

问题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他摸出本子，就着窗缝透进的月光（科隆的夜不像乡下那么黑，远处总有火光），把这些零碎的想法记下来。字迹歪扭，但意思都在。

父亲的告诫在耳边回响：“在这种地方，观察远比急于行动重要。先看清水有多深，再决定怎么趟。”

他合上本子，闭上眼睛。城市的声音从窗外渗进来：打更人的梆子声、远处酒馆的喧哗、狗吠、婴儿啼哭、某个屋里的争吵……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头巨兽沉睡时的呼吸。

科隆。他在这头巨兽的肚子里。

而他们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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