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是小镇，不是大镇。那是城市。

无数屋顶挤在一起，烟囱像树林。教堂的尖顶刺破低垂的云层，最高的那座像要戳进天里。河面上的船只密密麻麻，舳舻相接，帆影蔽水。各种语言、号子、钟声、鞭响混成的声浪，顺着风飘过来，像一锅煮沸的汤。

乔治长长吐了口气，走到杨保禄身边，指着那片庞大的影子：“看，科隆。‘北方的罗马’，查理曼陛下大主教的驻跸之地，莱茵河上最大的宝石……”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也是吃钱不吐骨头的大漩涡。”

杨保禄极目远眺。手不自觉握紧了船舷，木头上的寒意透过掌心。家，阿勒河谷的那个庄园，已经在千里之外。眼前这座笼罩在烟霭与水光中的巨城，正张开它沉默而恢弘的怀抱——或者说是巨口——等待着他这个来自山谷的闯入者。

河风浩荡，吹得船帆鼓胀。风里带来远处人烟鼎沸的喧嚣，也带来一股前所未有的、混杂着兴奋与戒备的悸动。像第一次上战场的新兵，听见了战鼓。

“莱茵鸻”号随着密集的船流，缓缓靠近科隆的码头区。还没下船，城市的气息已经扑面而来——不是巴塞尔那种混合着教堂熏香和集市香料的气味，而是更粗粝、更磅礴的味道：鱼腥、马粪、沥青、腐烂的菜叶、人类汗液和牲畜排泄物发酵后的浓烈气息，像一记闷拳打在鼻子上。

杨保禄第一眼看见的，是视野尽头那道沉默的黑色剪影——罗马时代留下的北城墙。巨大方形石块垒砌的基座，巍然耸立的了望塔楼轮廓，虽然后来修补过，但那股跨越千年的厚重与威严，依然压得人喘不过气。

父亲说过：罗马人建城，首先想的是军事征服和永久统治。这城墙就是帝国力量曾经在此达到顶峰的冰冷注解。巴塞尔的罗马遗产融进了后来的主教城堡和街巷，温吞了些。而科隆的城墙，直接、粗暴、不容置疑。

码头本身就是一个喧嚣的王国。规模是巴塞尔的数倍，泊位杂乱却充满活力地挤在一起。一侧停着来自北海的柯克船，水手用陌生而粗嘎的语言呼喝着，卸下毛皮和琥珀；另一侧是莱茵河的平底船，正在装载成桶的葡萄酒和成捆的毛料。搬运工赤裸着上半身，肌肉在汗水下发亮，扛着巨大的货包在跳板和岸上穿梭。监工手持皮鞭，眼神像鹰。

这里没有巴塞尔码头那种在主教目光注视下的、相对收敛的秩序。一切都更原始，更忙碌，也更弱肉强食。

“跟紧我，”乔治低声说，表情是少有的严肃，“别乱看，别乱碰东西，别跟陌生人搭话。”

他熟门熟路地领着众人，在迷宫般的货堆和人群中穿行。偶尔与几个看似头目的人点头致意，或迅速塞过几枚小钱——动作快得几乎看不清。最终，他们离开了最嘈杂的主码头区，拐进一条稍微安静些的巷子。巷子铺着不规则的卵石，被车轮碾出深深的凹槽。

两旁是高大的木石结构房屋，山墙临街，底层是坚固的仓库大门，楼上的窗户狭小如箭孔。在一扇不起眼的橡木门前，乔治有节奏地敲了几下：三短，一长，两短。

门上的小窗打开，一双警惕的眼睛打量片刻。门闩响动，门开了。

门后是个规整的内院，三面都是两层建筑。楼上似乎是住所，窗台上晾着衣服；楼下堆放着不少货箱，箱子上烙着乔治的徽记——交叉的钥匙和船锚。一个精瘦的管事迎上来，与乔治快速交谈，用的是杨保禄听不懂的方言。

“这是我在科隆的落脚点，”乔治转头解释，语气放松了些，“巴塞尔像个大客栈，来来往往。但科隆，是真正做‘大生意’的地方，没个固定的窝，你连门都摸不着。”

他指了指那些货箱：“咱们的烈酒、玻璃器、还有那批精钢工具，主要都在这儿交割。买主嘛……”他压低声音，“有城里富得流油的犹太商人，有圣马丁大教堂的司库，还有替皇帝采买‘稀罕物’的宫廷管事。科隆的主教，阿尔贝德大人，权势比巴塞尔的海多主教大得多。他老人家餐桌上的东西，就是风向标。”

安顿下来后，乔治便带着样品和账目匆匆出门。杨保禄和杨石锁等人留在院里，但他闲不住，征得留守管事的同意后，带着两人走上了科隆的街道。

如果说巴塞尔给人的感觉是一座被主教座堂和商业活力共同撑起的、正在恢复元气的小城，那么科隆，就是一头活了几百年的巨兽——层层叠叠，复杂，混沌，充满自己的力量。

街道比巴塞尔更窄，两旁的房屋楼层更高，有些明显是在罗马时代的石基上搭建的木结构，歪歪扭扭地向上生长，几乎遮住了天空。脚下的排水沟散发着恶臭，但令人惊讶的是，主要街道竟然铺着石板——虽然残破不堪，但依稀能看出罗马人铺设的规整痕迹。沉重的货车驶过时，石板在车轮下震动，发出隆隆的闷响。

人口的密集程度远超巴塞尔。各色人等摩肩接踵：穿着佛兰德斯细呢绒的商人，披着锁子甲外罩纹章袍的骑士随从，风尘仆仆的朝圣者（背着行囊，杖头挂着葫芦），大声叫卖的小贩（“热馅饼！刚出炉的热馅饼！”），以及更多面目模糊、为生计奔忙的普通市民——妇女提着水桶，孩子追打跑过，老人坐在门槛上晒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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