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起父亲杨建国之前那番精辟的论断，心里愈发认同。这法兰克帝国，或者说眼下整个西欧，根本就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它更像是一幅由无数块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碎片勉强拼接起来的马赛克图画。查理曼大帝确实是这幅图画中最醒目、最强大的一块，但他的权力无法像光线一样均匀地照耀到每一个角落。他的统治，极度依赖于与各地公爵、伯爵、主教这些大封建主之间的联盟与合作。而这些大封建主，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近乎完整的治权——征税、司法，尤其是军事动员。查理曼的核心利益，在于维持这个强大联盟的整体稳定，确保他们能为自己宏大的征服事业（无论是针对萨克森还是伦巴第）提供持续的兵员和税收。只要杨家庄园没有公然竖起反旗，没有阻断帝国主要的交通干线或重要资源产地，没有威胁到某个关键大贵族的根本核心利益，那么，在查理曼那被军事部署、宗教会议和宫廷政治塞得满满的日程表上，“处理阿勒河畔某个偏远山谷的小麻烦”这一项的优先级，无疑会被排到最末尾。帝国的边疆如此漫长而模糊，像他所在的这种处于权力神经末梢的“异常点”，恐怕绝不止一个。帝国的肌体过于庞大，以至于对某些细微的“异变”，反应迟钝，甚至根本感知不到。

接着，他想到的是利益相关方的局限性，或者说，是他们的选择性“失明”。谁会真正关心这里？

林登霍夫伯爵和格里高利主教的反应是最直接、最激烈的。原因无他，距离太近，利益攸关。庄园的崛起，直接挑战了林登霍夫在本地区事实上的权威垄断，甚至让他损兵折将，颜面扫地。而对于格里高利主教而言，庄园通过贸易积累的财富，以及可能对周边民众信仰产生的影响，都分流了原本属于他和他所代表教会的荣耀与实利。他们是切身的“受害者”或“利益被触动者”，所以他们会瞪大眼睛关注，会想方设法地压制、渗透或利用。

莱茵河上的商人们，则是另一类高度敏感的群体。他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信息和商品的流动。庄园出产的优质铁器、光洁的瓷器、透明的玻璃、醇厚的美酒，每一样都意味着诱人的利润。而这里相对安全稳定的交易环境，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更是弥足珍贵。利润，像最强的磁石，驱使他们像候鸟一样定期到来。也正因为如此，关于庄园的各种消息，会在科隆、斯特拉斯堡、巴塞尔这些商路节点城市的商人圈子里小范围流传。但这种流传，更多是作为一种需要保守的“商业机密”，或是酒馆里助兴的“奇闻异谈”，而非需要立刻上报给当地官僚或宫廷的、严肃的“政治情报”。商人的逐利本性，决定了他们更倾向于垄断信息源以保持优势，而非广泛传播。

那么，更遥远的势力呢？比如北意大利正在崛起的威尼斯商人，比如罗马的教皇国，比如查理曼宫廷里那些并不直接负责此片区域的权贵？他们与阿勒河谷地之间，既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也没有紧密到不可或缺的经济联系。威尼斯商人的目光紧盯着富庶的拜占庭和神秘的东方，教皇则忙于与查理曼之间复杂的神权与皇权博弈，以及整个西欧教会体系的整合。对于他们而言，阿尔卑斯山北麓一个山谷里存在的“技艺高超的工匠团体”，就像池塘对岸一颗小石子投入水中激起的涟漪，微弱到根本无法传递到他们脚下，自然也就激不起他们心中的任何波澜。信息的天然衰减和地理的遥远阻隔，共同将杨家庄园屏蔽在了他们的认知雷达之外。

最后，也是他认为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这个时代普遍的技术认知局限和固有的世界观。杨家庄园这些年所展现出的技术优势——利用水力驱动的锻锤、防护全面的板甲、高温烧制的瓷器与玻璃、大幅提升效率的改良农具，乃至那决定性的黑火药——虽然足以震撼每一个近距离的目睹者，如林登霍夫伯爵和他的骑士，或是乔治这样的亲密合作者。但对于绝大多数未曾亲见、只是道听途说的人而言，这些超出他们日常经验范畴的描述，很可能会被自然而然地归因于“来自东方的神秘秘术”、“某个独特工匠家族的不传之秘”，或者干脆就被认为是夸大其词、以讹传讹的谣言。这个时代的人们，生活在一个认知边界相对模糊的世界里，他们更习惯于接受某些“特例”和“未知”的存在，而不会像他那个世界的人一样，立刻敏锐地联想到一套系统性的、具有颠覆潜力的技术革命正在发生。他们更可能将杨家庄园视为一个拥有某些特殊技能、比较能打仗的“富裕庄园”或“强大的工坊联合体”，而非一个潜在的、承载着完全不同文明基底的“异数”。技术的代差，在此刻反而成了一种最好的伪装。

想通了这些关节，杨亮心中豁然开朗，如同拨开了眼前的迷雾。同时，一股强烈的庆幸感也油然而生。他们并非隐形，只是幸运地处于这个时代庞大的信息黑洞、交错的权利缝隙和深厚的认知壁垒所共同编织成的一片“战略阴影”之中。查理曼大帝的无暇他顾，大小贵族们的各自为政与内耗，教会势力的地方性视角，商人群体的逐利本质，以及整个社会普遍的技术蒙昧，这些因素阴差阳错地交织在一起，意外地为他们争取到了长达十七年、近乎不受干扰的黄金发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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