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亮慢慢走到坑边，低头看着那片被暴力撕开的土地，胸腔里一颗心仍在重重地敲着肋骨。成了。他抬起头，迎着父亲望过来的目光，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几天，又响起了三次爆炸声，一次比一次从容。每一次，杨亮都根据树根的大小和位置仔细计算药量，小心布置。最大的那个根用了最多的药，最小的那个只用了不到三分之一。

爆炸之后，清理变得简单多了。人们用铁钩和耙子把炸碎的根块拖出来，大块的晾干当柴烧，细碎的直接翻进土里沤肥。那几个炸出的大坑也没浪费，底下铺一层碎石利水，上面填回好土，反而成了最肥的一块地。

不到十天，最硬的骨头被啃下来了。两公顷的新地终于连成了片，坦荡地躺在山谷的阳光下，等着孕育新的生命。

土地平整起来快得多。杨亮带着人用自制的水准仪找平，修出整齐的田垄，挖好排水沟。新垦的地和旧有的地连在一起，站在庄园坡地高处望下去，一片开阔，足足有十公顷。

夜里，杨亮在工坊对着油灯出神。他面前摆着仅剩的两桶黑火药。爆炸时那声巨响还在他耳朵里留着回音，土地微颤的感觉还留在他的脚底。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这东西的力量不仅能摧毁，更能开辟。它能炸碎顽根，自然也能炸开矿脉，炸通道路，甚至炸改河道。一条新的路，仿佛就在那声巨响后，在他眼前炸开了。

新地立刻派上了用场。根据之前摸清的土性，肥力足的地块种上小麦和大麦，贫瘠但利水的地块种燕麦和黑麦，坡地则点了豆子和各样菜蔬。庄子里的人手被合理安排开来，轮作和间作的规矩也定了下来，地力被用到极致。

春耕忙到尾段时，庄园的模样已经大不一样。曾经灌木丛生、树根盘踞的西北坡，如今是一排排新翻的土垄，空气里都是潮湿的泥土气味。人们走路时腰板似乎更直了些，说话声音也响亮了些。那几声爆炸，炸掉的不只是树根，好像也炸开了某种无形的束缚，让人的心思活络起来，从怎么守着，变成了怎么扩出去。

杨亮站在新地的田埂上，看着这片被自己亲手改变的土地，一种沉甸甸的踏实感裹住了他。他们不只是活下来了，他们是扎下根了，并且开始让这片土地按照他们的意愿改变形状。

采石场在庄园东边的山壁下，灰白的石灰岩裸露在外，质地均匀，是好材料。庄园的围墙、新房子的地基、了望塔，都用这里的石头。

但开采石头是苦役中的苦役。錾子凿，楔子劈，铁锤砸，壮劳力吭哧吭哧干一整天，也未必能弄下几块够尺寸的大石。

杨亮把火药带来了这里。

他站在采石场边上，看工人们在岩壁上按他画的记号钻出深浅一致的炮眼。用量比炸树根时更谨慎，每个眼里的药量都得掐准，用木棍压实，再用黏土仔细封口，埋入引信。

“点！”他下令。

引信嗤嗤作响，人们迅速退到安全处。几声紧凑的爆炸声后，岩壁上烟尘弥漫，原本完整的石面裂开蛛网般的缝隙。等烟散了，工人们拿着撬棍和楔子上前，几下就能把裂开的大块石料撬下来，省力何止十倍。

同样的法子也用在了西南边那个小铁矿上。矿脉埋得深，以往刨半天也出不了多少矿砂。一爆破，不仅挖得深，还能炸下大块的矿石，送去冶炼时效率也高了不知多少。

但杨亮的心事并没少多少。材料，始终是卡着脖子的问题。

杨建国带着他又去看了山谷里那几处粘土矿，老人的眉头锁得死死的：“最好的这几处，已经挖下去一半多了。照现在这个用法，最多再顶两年。剩下的都是沙土，烧不出好砖瓦。”

没砖，就意味着很多想法没法实现。房子只能主要靠石头来盖。

好在石匠们的手艺已经磨了出来。工地上，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不绝于耳。石匠用铁凿和石锤把开采下来的毛石修成规整的料石；泥瓦匠把所剩不多的粘土混上石灰调成粘合剂；木匠做的脚手架和模板已经像模像样。整个工地忙而有序，一个小小的世界，自个儿形成了一套活着的规矩。

“石头也好，结实，耐用。”杨亮对父亲说，像安慰，也像给自己打气，“咱们现在摸索出的这套法子，盖起来也不慢。”

他们甚至自己琢磨出一种“层叠砌筑”的法子：大块石料垫底，中等石块砌墙，小石块和碎石填缝，最后用粘土石灰砂浆抹平。省料，墙还格外结实。已经立起来的几座石屋和那座高高的了望塔，就是最好的证明。

日子好像就这么平稳地过下去了。庄园里的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运转，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采石，打铁，建房。山谷像个与世隔绝的卵，小心翼翼地护着里面的人。

但杨亮心里那头被关了很久的野兽，却开始躁动不安。七年了。他活动的范围就是这个山谷和周围那片林子。对外面那个广阔世界的所有了解，都来自老乔治偶尔带来的只言片语和那些残破书册上的模糊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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