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大的银杏叶尚未泛黄，苏和却已感受到了深秋般的肃杀。司法考试这座独木桥，横亘在眼前，只剩下最后十天的冲刺时间。

书房里，各类法学教材、真题汇编、法条解析堆叠如山，几乎要将伏案疾书的苏和淹没。空气里弥漫着咖啡的苦涩和纸张油墨的气息，还有一种无声的紧张，压得人喘不过气。

“不对……又错了！”苏和烦躁地将手中的笔拍在桌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她盯着那道民法题目，解析文字仿佛在眼前扭曲、跳跃，就是进不了脑子。“明明昨天刚看过，怎么又搞混了！”

焦虑像藤蔓一样缠绕上来，越收越紧。她感到太阳穴突突直跳，一种熟悉的、想要退缩的无力感再次袭来。这场考试，关乎她未来的执业资格。

“怎么了？”梁远清温和的声音从门口传来。他端着一杯刚热好的牛奶，步履比平日稍显迟缓。为了在这最后十天全力辅导苏和，他特意调整了自己的教学安排，将新学期课程推迟了一周。

苏和抬起头，眼圈有些发红，声音带着挫败感：“梁老师，我好像……什么都记不住了。民法、刑法、诉讼法的知识点全缠在一起，越看越乱。” 她习惯在私下紧张或依赖时，唤他“梁老师”。

梁远清将牛奶放在她手边，拉过一把椅子坐下。他没有立刻去看那道错题，而是静静地看着她，目光沉静如水，带着抚慰人心的力量。

“和和，”他声音平稳，“最后十天，拼的不是记忆量，是心态和策略。你现在需要的不是往脑子里塞更多东西，而是把已有的知识理顺、激活。”

他拿起那张被苏和拍皱的卷子，扫了一眼，然后轻轻放下。“共同危险行为，核心在于‘共同实施’和‘因果关系不明’。你混淆的，恐怕是和‘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区分点，对吧？”

苏和愣了一下，点点头。梁远清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她的症结。

“来，我们不急着做新题。”梁远清身体微微后靠，手不经意地按了按后腰的位置，那里因为久坐，旧伤又开始隐隐作痛。但他面色如常，声音依旧从容，“你把这两个制度的构成要件、法律后果，还有它们最本质的区别，像聊天一样，说给我听听。”

他的方式很独特，不是填鸭式的灌输，而是引导式的梳理。苏和在他的注视下，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心绪，开始磕磕绊绊地复述。

过程中，梁远清偶尔会打断她，问一些看似无关却直指核心的问题：“为什么这里强调‘共同实施’的危险？如果只有一个人扔了石头，但不知道是谁，适用这个吗？”“因果关系推定，是为了保护受害人，那对行为人公平的边界在哪里？”

这些提问，迫使苏和跳出机械的记忆，去理解法条背后的逻辑和价值权衡。渐渐地，她感觉脑子里那团乱麻，似乎被一根清晰的线头牵引着，开始慢慢理顺。

“我好像……明白了。”苏和的眼睛里重新焕发出神采。

梁远清赞许地点点头：“法学是体系化的知识，不要被零散的题目割裂。把握住主干，枝叶自然会清晰。”

然而，复习的压力并非一次疏导就能化解。随着考试日期临近，苏和的情绪像坐过山车。

一天晚上，她做着刑法模拟题，遇到一道涉及多种学说争议的复杂案例，再次卡壳。压抑了好几天的情绪终于爆发，她猛地合上书本，声音带着哭腔：“我不行了……真的不行了。那么多观点展示，根本背不完！考场上我肯定会懵的！”

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掉，那是长期高度紧张后的一次决堤。

梁远清放下手中正在批阅的文献，走到她身边。他没有说“别哭”或者“你一定可以”之类空洞的安慰，只是默默递过一张纸巾，然后拉过椅子，坐在她旁边，保持着一个令人安心的距离。

“觉得难，是正常的。”他缓缓开口，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低沉，“我当年准备职称评定的代表作，连续几个月熬夜，也曾在深夜对着稿子崩溃，觉得自己写的东西一文不值。”

苏和抬起泪眼，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她很难想象，眼前这位总是从容不迫、学养深厚的学者，也曾有过如此脆弱的时刻。

“学术之路，或者说任何值得追求的目标，从来都不轻松。”梁远清继续说道，目光仿佛穿透了时光，“感到压力，怀疑自己，这恰恰说明你在意，你在努力向上攀登。那些觉得轻而易举的人，或许从未真正投入过。”

他拿起那本让苏和崩溃的刑法习题册，随手翻到一页，指着一道复杂的案例分析：“你看，这道题涉及三阶层的判断和多种学说的应用，确实复杂。但我们换个角度，不要把它看成是背诵任务。你试着把自己想象成法官，手头就只有这个案子，你需要运用你所知道的所有理论工具，去抽丝剥茧，做出最公允的判断。这不是考试，这是一次思维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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