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日。

钟鹏举把四万多的虔州讨伐军全部收治完毕，同时把虔州城内的军民也分批全部收治，两个抗疫大营容纳了近十万人。

接着钟鹏举再向附近各个国家的疫区州县培训和派出了五千多人，分成十几支抗疫小分队，同时捐赠了大量的药物和粮食。暂时遏止了疫病的快速蔓延。

即使如此，每日来学习抗疫的人员络绎不绝，钟鹏举以“钟鹏举”的名义言传身教。

钟鹏举偕杨碧以钟林倍的身份打着“钟鹏举”的旗号用了十几日时间走遍了各个疫区指导抗疫。

作为瘴疫中的破局者——钟鹏举的大名响彻赣江两岸，在官民之间声誉日隆。

民间基于瘟疫是“鬼神降罚”、“天降惩罚”的迷信认知，再结合钟鹏举穿越当晚的天地异象，笃定认为钟鹏举是上天下凡的神仙。

疫区老百姓为辟邪驱瘟纷纷在家门口挂上钟鹏举的画像——他们当然没有见过钟鹏举的真面目，但见过同行的穿男人装的青衣公子杨碧——风度翩翩神秀非凡高冷清雅的他很符合老百姓心目中的年轻神仙的形象。

贞明（梁国年号）四年（918年）的赣江流域，一场瘟疫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吞噬着虔州十一县。当谭全播的守军在城头咳出带血的脓痰，当（南）汉的间谍传回“虔州已成死城”的密报时，钟鹏举带着他的医疗营正用石灰水在虔州隔壁得吉州庐陵县画出第一道防疫线。这道白色的轨迹，后来被证明是撬动十国格局的支点。

他的抗疫之法在当时看来形同叛逆：焚烧疫死者衣物而非入土为安，强制隔离病患而非祈祷鬼神，用黄花蒿汁液取代常山饮。

最惊世骇俗的是那道“饮沸水令”、“灭鼠灭蚤令”和“灭蚊令”——钟鹏举让士兵沿街敲锣，勒令百姓将水煮沸方可饮用，号召各地开始大规模的灭鼠灭蚤和灭蚊。为此甚至驱赶和尚、道士设法场和道场，拆了十数家寺庙的铜铁钟改铸成釜煮水和煮粥。起初有乡绅哭喊“得罪了天神和佛祖，坏了祖宗规矩”，直到第七天，严格执行命令的村落再无新增病例，而坚持“净水受神庇佑”的城南街区已死了大半。

这场多种疫病混合爆发的瘟疫，最终让钟鹏举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各国密探的卷宗里。历史上没有哪朝哪代能做到如此迅速医治好瘟疫的。

吴越国的探子在报告中画下他的样貌：“身长七尺，着白甲，相貌平平，少年老成，喜奇技淫巧，制造出火器和铁甲战船，医术高明，手下各国医师过千……”；楚王的案头则标注着关键数字：“用草药活者二十万余，占虔州幸存者九成”。这些零碎的信息像拼图，逐渐勾勒出一个“懂医道、善治军”的年轻将领形象。

一个月后当谭全播的降书送到杨隆演案前时，这位杨吴君主杨隆演正把玩着新铸的“顺义通宝”。奏报上“杨碧代领虔州军政，任镇南军节度使、虔州刺史，镇南节度使节制吉州、虔州、抚州、袁州和信州兵马；百姓军节度使钟鹏举兼任吉州刺史”的字样让他皱眉——他这个疏于照顾的离家出走的妹妹成长得这么快，竟在虔州瘟疫废墟上建起了稳固的统治。更令人侧目的是附在奏报后的账册：接管虔州两月，救活二十余万人，户籍新增两千户，粮仓储量较战前翻了一倍。

杨隆演所处的杨吴政权，本就是凭借军功崛起的藩镇政权，而非遵循中原礼法的传统王朝。其父杨行密以“庐州盗帅”起家，麾下将领多是草莽出身，连宰辅徐温都曾是盐贩，对“女子干政”的忌讳远不如梁、唐、晋等中原政权深重。

当时岭南的（南）汉政权已有女子任宦官（《十国春秋》载“宦者近千人，多有女子”），吴越国的钱氏宗室女子更参与过赋税改革，可见乱世之中，“唯才是举”的实用主义常能突破礼教束缚。

若杨隆演他的妹妹确有才干——比如像钟鹏举那样精通军事和民政、能稳定地方，封其为偏远州郡的刺史（如虔州），可被包装成“权宜之计”：借宗室身份镇抚刚平定的地区，既避免外姓将领拥兵自重，又能彰显“皇族亲政”的姿态。徐温等权臣或许会默许这种安排，毕竟比起让潜在的敌对势力掌权，一个便于掌控的宗室女子，反倒是更安全的选择。

乱世的规则，永远屈服于实力与需要。若这位公主能像他一样，用实打实的政绩（如平息瘟疫、增产粮食）赢得民心，即便礼法有亏，百姓也会接受这位“女刺史”——毕竟在饿肚子的威胁面前，“男女之别”远不如一碗热粥实在。

杨碧治下的虔州开始呈现出诡异的活力。她将没收的贪官和寺庙田产分给流民，条件是“种青蒿一亩，可抵赋税半石”；军械坊里，改良后的踏橛箭弩机能穿透三层铁甲；赣江码头，钢铁战舰的明轮搅碎了（南）汉的觊觎。当岭南使者坐船经过虔州水域，看见沿岸堡垒的火炮（钟鹏举用青铜与熟铁混合铸造）正对着江面，回去后便在（南）汉皇帝刘?耳边反复念叨：“钟鹏举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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