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清禾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划出尖锐的响，“我祖父在上海四行仓库守过阵地，他的战友被你们所谓的‘共荣’炮弹炸得连全尸都没留下！”她指着远山的T恤，声音因为激动劈了叉，“你们的‘武运’，是用我们的骨头铺的路！你们的‘资源’，是抢我们的血汗！”

“你懂什么！”河合的拐杖重重砸在地上，“战争哪有不流血的？我们也死了两百多万人！”

“那是你们咎由自取！”我攥住清禾的手，她的指尖冰凉却抖得厉害，“发动战争的是你们，挨原子弹的是你们的平民——这不是因果报应是什么？现在还敢说‘英灵’？那些战犯的牌位放在神社里，就是对所有受害者的亵渎！”

小林突然伸手想推我，被松本死死拦住。“够了！”老教授的眼镜滑到鼻尖，露出通红的眼睛，“远山，河合，你们的话已经越界了！”

远山甩开松本的手，军靴往门口走：“跟支那人没什么好说的！”

“你再说一遍？”清禾往前跨了一步，我能感觉到她浑身都在抖，却死死盯着远山的背影，“记住，我们不是支那人，我们是中国人。你们欠我们的，永远也还不清！”

暖炉里的木炭彻底熄灭时，我们摔门而出。雨不知何时停了，月亮从云缝里钻出来，把居酒屋的暖帘照得发白。清禾的眼泪突然掉下来，砸在人行道的水洼里，荡开一圈圈碎银似的光。“你听见了吗？”她哽咽着抓住我的胳膊，“他们到现在还这么想……”

我望着居酒屋透出的昏黄灯光，里面的争吵声隐约传出来，像被捂住的闷雷。夜风卷起樱花花瓣，粘在清禾潮湿的睫毛上，像给眼泪镶了层碎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记住，”我替她擦掉眼泪，指尖触到一片滚烫，“不是为了恨，是为了不让他们的偏执，再变成下一场灾难。”

电车驶来的灯光刺破夜色时，清禾突然抓紧我的手。“回去吧，”她的声音还有点哑，却带着股韧劲，“明天去上野公园，给那座无名战士纪念碑献束花——不是给他们，是给所有被战争吞噬的无辜者。”

电车驶离站台时，车厢里的灯光在清禾脸上投下明明暗暗的光斑。她望着窗外掠过的夜色，许久才开口，声音里还带着未散的颤抖：“以前总听人说，日本年轻人大多不关心历史，可刚才那些话，不只是老人才会说。”

我攥紧她微凉的手，指尖能摸到她掌心的汗痕，忽然想起三个月前在东京大学的交流展。那天我展出的《四行仓库》系列画作前，围了不少学生，其中一个戴眼镜的男生指着画里的断壁残垣问：“这些弹孔是真的吗？书上说那只是场小规模冲突。”他身后的女生赶紧拽他的袖子，小声说：“别乱说，曹先生是中国人。”可他们转身离开时，我听见男生嘀咕：“肯定是夸张了，不然怎么会输。”那种轻慢的语气，像针一样扎在心上——他们不是不知道，是打心底里不信，或者说，不愿信我们曾有过那样的坚韧。

“不是所有日本人都这样，但有这样的声音存在，就说明他们的历史教育里，藏着没被铲掉的毒根。”清禾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她正望着窗外闪过的“中国物产店”招牌，“上周我去区役所办手续，负责的职员看我是中国人，特意把‘外国人登记表’放在最上面，明明前面还有三个东南亚人。他笑着说‘你们中国人总是很着急’，可我看见他给日本人盖章时，笔尖都带着客气的弧度。”

我想起公寓楼下的佐藤太太，每天早上都会把自家种的梅子分给邻居，唯独跳过我们门口。有次清禾主动去借酱油，她隔着门递出来，玻璃门上映出她攥着门把手的指节，直到我们关上门，才听见屋里传来“咔嗒”的反锁声。可她会对着电视里的中国功夫片拍手，会在中元节前问清禾“你们也祭祖吗”，这种矛盾像一层薄冰，看着透明，踩上去却硌得慌。

“他们谈‘资源’‘发展’时，从来绕不开掠夺；谈‘牺牲’‘荣耀’时，从来不敢直面受害者的眼睛。”清禾的指尖在我手背上轻轻划着，“前阵子学校组织去奈良看鹿，有个家长指着鹿群跟孩子说‘这些鹿是从中国传来的，以前只有贵族能喂’，语气里的得意，像在说一件自家的藏品。可当我说起现在中国的自然保护区时，他立刻转了话题，说‘人多的地方，动物怎么活得好’。”

车窗外的广告牌闪过“和平”字样，霓虹的光在雨痕里晕成模糊的色块。我忽然想起松本教授上次递给我的那本《朝日新闻》旧刊，1972年的头版印着中日建交的消息，旁边配着民众举着“日中友好”横幅的照片。可上个月在便利店，我听见两个上班族议论：“中国现在倒是富了，可产品质量还是不行。”另一个接话：“毕竟底子差，想追上我们，再等五十年吧。”他们说这话时，手里捏着的马克杯，杯底印着模糊的“Mad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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