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早稻田校门时，沈清禾背着帆布包站在银杏树下，发梢还沾着点阳光的金芒。看见我，她把手里的《菊与刀》往包里塞，快步走过来：“刚下课就看见你蹲这儿，跟个石像似的。”

“找个地方坐坐？”我往地铁站反方向偏了偏头，“离市区远点的。”

她挑眉：“你今天不对劲。”却没多问，跟着我拐进旁边的小巷，“我知道个地方，上周考古实习路过的，有片稻田还没收完。”

坐了四十分钟电车，又转乘巴士，窗外的高楼渐渐变成低矮的民居，最后连房子都稀松起来。下车时风里飘着稻草香，远处的田埂上立着台老式打稻机，金属外壳在阳光下闪着钝光。

“就是这儿了。”沈清禾踩着田埂往前走，帆布鞋沾了层黄泥巴，“稻子收了一半，农户说这几天忙着赶工。”

我跟在她身后，皮鞋陷进软泥里，每一步都带着沉甸甸的滞涩感。这感觉倒比东京街头的柏油路踏实——至少脚底下的土地是真实的，不会像那些光可鉴人的地板，让人忘了自己站在哪里。

打稻机轰隆隆地响，三个戴草帽的老农正把割好的稻束塞进滚筒。金黄的稻粒簌簌落下，在麻袋里堆出小小的山。我们站在田埂尽头，看着稻穗在风中摇晃的弧度，谁都没先开口。

“你昨晚没睡好。”沈清禾忽然说，目光还落在稻田里，“眼下青得跟熊猫似的。”

我蹲下去，指尖掐住一根没割的稻穗，饱满的颗粒硌得指腹发麻：“做了个噩梦。”

“梦见什么了？”她也蹲下来，发梢垂到膝盖，“是那些老祖宗又训你了？”

我笑了笑。上次跟她聊起家族旧事，说爷爷总在梦里敲着拐杖骂我“忘了本”。没想到她记这么牢。

“比那厉害。”我把稻穗凑到鼻尖，闻到阳光晒过的焦香，“梦见南京，梦见甲午年的炮，还梦见好多人盯着我，问我骨头是不是软了。”

打稻机的声音停了，老农们坐在田埂上喝水。其中一个穿靛蓝短褂的老太太朝我们这边望，沈清禾笑着挥了挥手，对方也扬起手里的水壶回应。

“你知道吗，”沈清禾的声音轻下来，“我选《东亚近代史》，是因为我太爷爷葬在南京。”她捡起一粒掉落的稻粒，放在指腹间搓，“他是拉黄包车的，南京城破那天，为了救个女学生，被日本兵……”

稻壳被搓掉，露出雪白的米。她捏着那粒米，忽然笑了笑：“我太奶奶说，他不识几个字，却总跟人说‘咱中国人，骨头不能比米还软’。”

风卷着稻浪过来，把她的话吹得断断续续。我想起樱井美子旗袍上的茉莉香，想起她皮肤的温度，再看看眼前这粒被搓得发亮的米，喉咙忽然哽住。

“我好像……做错事了。”这句话说出来，像卸下了千斤担子，“跟日本女子，走得太近。”

“是樱井美子？”她转过头，阳光落在她睫毛上，亮得让人不敢直视，“上次在孔子学院见过一面，她跟你说话时，眼睛里有东西。”

“什么东西？”

“说不清。”她摇摇头，把那粒米丢回稻田，“像有团火，又像藏着冰。”

打稻机又响起来，老农们的吆喝声混着机器的轰鸣，倒比任何道理都实在。我望着那些弯腰割稻的背影，忽然想起沈清禾说过的“脚踏实地”——原来真的要踩在泥土里，才能明白有些东西比温柔乡更重要。

“你说，我们来日本到底为了什么？”我问她，声音被风吹得发飘，“是为了学他们的技术，还是为了……”

“是为了看清。”她打断我，语气斩钉截铁，“看清他们为什么能在废墟上建起高楼，也看清我们曾经摔在哪个坎上。”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泥，“就像这稻田，你得知道它什么时候该施肥，什么时候该除草，才不会在秋天颗粒无收。”

我们沿着田埂往回走，皮鞋踩在泥里，发出“咕叽”的声响。远处的村庄升起炊烟，混着稻草香飘过来，竟比东京的咖啡香更让人安心。

“我太爷爷总说，”沈清禾忽然放慢脚步，“他年轻时候跟日本人做生意，对方总爱说‘你们中国人很聪明’，这话听着是夸，其实藏着的意思是‘你们不够踏实’。”她踢了踢路边的石子，“我们这代人来日本，不光要学聪明，还得学他们的踏实。但学归学，不能学忘了自己是谁。”

石子滚进稻田，惊起几只麻雀。我想起樱井美子取下的订婚戒指，想起她发间的白痕，忽然明白有些界限不是不能跨，是跨过去之后，得知道怎么回来。

“我好像……把自己弄丢了。”

“丢了就找回来。”她停下脚步，转身面对我，身后是望不到头的稻浪，“你看这稻子，被风吹得再歪，根还扎在土里。”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金黄的稻穗上，像两道扎在土地里的桩。远处的打稻机还在响，老农们的笑声随着风过来，我忽然觉得心里那块发慌的地方，被什么东西填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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