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想着，宁致远就来到了提审室里，管教一开门，宁致远就愣住了，赫然映入眼帘的，并不是自己意料之中的宋律师，而是之前给自己开庭的朱法官！

只见朱法官旁边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司法人员，她很罕见的对宁致远微微一笑，宁致远不禁内心一阵颤栗。当然，并不是因为很久没有见到女人的那种肉体上的颤栗，而是已经很少有人用这么清澈的眼光和纯粹的微笑来看自己了，这是一种久违的精神上的颤栗。

因为还要等待管教把自己用手铐拷在特制的凳子上，所以在管教一开门和把宁致远拷好的过程中，朱法官一直没有抬头看他，只是低头玩着手机，宁致远刚进门就看到了，她还是在玩那个‘开心消消乐’的游戏，就像自己在开庭之前碰上她，她也在玩这个游戏一样。

看来，她是真的很喜欢玩这个游戏啊，这个时候，宁致远突然想到了‘人生如戏’四个字，谁才是你命运的判官呢？

待管教把宁致远拷在座位上之后，朱法官关了手机，抬起头来，微微一笑，直奔主题的说道：“宁致远，法律与道德是一场古老的争论，所谓‘法不容情，但并不意味着法律中没有一丝丝的情分’，今天我来看你，就是想让你能切身体会到这一点。

我告诉你，在法庭上，你一直在说逻辑是冰冷的，那你有没有认真想过，冰冷的法律逻辑，需要考虑人类的情感吗？在我看来，需要，又不需要。

中国古代有儒法之争，你在法庭上陈述的时候，也说过很多次你来自齐鲁大地、孔孟之乡，对吧。那么深受儒家思想教育的你，应该也都清楚，儒家认为道德是可以影响法律的，但法家却认为道德绝对不能干涉法律，法不容情。

商鞅说‘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就是说法度已经确定好了，就不应该用所谓仁义道德的空谈来破坏法度，他认为法律与道德没有半毛钱关系，法律本来就是立法者的命令，民众只能无条件地服从；法律不能被议论，既不能批评，也不能表扬，只能服从。

而且商鞅认为儒家所说的仁义道德非常的虚伪，本来都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却偏要披上仁义的幌子，在他看来，真小人远比伪君子要好。那么，你用这个标准再来反思下你之前跟客户资金往来的性质呢？

也许在跟你有资金往来的客户眼里，这就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有求于你时是这样，受集团压迫时也是这样，没什么区别；既然这样的话，那么，谁还会在意你在法庭上的煽情？

是，作为一名法官，我承认，孔子说的那句话也有道理，他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用政令治理百姓，用刑法整顿民众，人们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罚，却不会有廉耻之心；而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民众，人们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有心甘情愿的归服之心。

不讲道德的法律，只把普通老百姓当成威吓的对象，这样的法律就是一种纯粹的工具，让民众们没有了尊严和人格，长此以往势必会引起强烈的反抗；再加上执法者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也没办法克制人性的幽暗面，也很容易成为酷吏，就像你在法庭上控诉的承办的执法权的边界一样。

但只讲道德的法律，同样也很虚弱无力，太过于理想化而不符合现实，所以有一点我要提醒你，那就是你陷入了一个很大的误区，在我看来，你一直呼吁法律绝不能失去道义的力量，这一点我很欣赏，但你没有注意区分积极道德主义和消极道德主义。

你所要说给我听的，在我看来只是积极的道德主义，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直想要让法官把道德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作为入罪的标准，这里先不管怎么去判断道德真假的问题，对吧。

但作为法官来讲，我觉得这肯定是不合适的。很简单，入罪不能论心不论迹，不能因为动机邪恶，即便行为人没有发生相应的行为也要以犯罪论，是吧，这就像在你的陈述里讨论的善行和善因的关系一样。

再者说，道德的判断始终是主观的、模糊的，强行以此作为入罪标准的一部分，不是恰恰会导致更加主观的选择性执法发生的概率吗？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也读过历史，你也说到了岳飞，难道你就选择性的忽略了‘莫须有’的威力吗？

所以，在入罪层面，必须、也只能严格按照现有法律的规定，做到‘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罪刑法定原则禁止对行为人进行‘类推解释’，因为类推解释的一个重要的思考方法，就是从道德的立场对行为进行判断，当认定一种行为只要与道德有悖，就千方百计的去寻找可以适用的法律，在我看来，这也无异于缘木求鱼。

而消极的道德主义，也就是你忽略掉的，却刚好相反，它是可以把道德当做出罪的依据的，这一点是孔子所提倡的，也是符合当下的法治精神的，跟入罪只能参考法律依据不同，出罪则不能只讲法律而不谈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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