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认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大善’的行为，所谓最大善的计算，则必须依靠此行为所涉及的每个个体之苦乐感觉的总和，其中每个个体都被视为具相同份量，且快乐与痛苦是能够换算的，痛苦仅是‘负的快乐’，这不仅关乎个体，更关乎个体的总和。

不同于一般的伦理学说，功利主义不考虑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手段，仅考虑一个行为的结果对最大快乐值的影响，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即是善，反之即为恶。

边沁和密尔都认为：人类的行为完全以快乐和痛苦为动机，人类行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所以对幸福的促进，就成为判断人的一切行为的标准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痛苦占优的时候，其行为就会走向幸福的反面，就会寻求外界力量的解脱；听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这也符合人类天生的‘趋利避害’的本能。

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对于‘幸福’这个词的定义本身就是模糊的。

边沁认为，幸福没有高下之分，口腹之欲和心智之养没有什么区别，但另一位哲学家却认为，幸福是有高下之分的，这个人就是英国着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社会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穆勒。

穆勒认为，如果所有人都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计算利害得失，则社会终将不可避免的走向庸俗，这样的功利观念，只会让人醉心于追逐眼前的快乐和利益，而不考虑长远；只会让人在勇敢和怯懦之间，毫不犹豫的、心安理得的选择后者。

但实际是什么呢？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认同‘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一头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说的再粗俗一点，我们都阅读过低俗小说和高雅书籍，虽然两者都能给我们带来快乐，但是，如果我们要慎重的地选择其中一本书送给子孙后代的话，估计大部分人，肯定是毫不犹豫的会选择后者。

那也就是说，我们本能的就给这看似相同的快乐在内心进行了高低的区分，因为大部分人还是希望自己以及后代做一个高尚的人，能够享受高级的快乐。而且更要值得警惕的是，如果幸福真的没有高尚和庸俗之别，那么所有的一切最终都会变得平庸，劣币终将驱逐良币。

事实上，人类语言中存在‘高尚’与‘庸俗’这组反义词，本身就告诉我们，人类追求的幸福，肯定也是有高下之分的。

再者，如果功利主义认为的‘人类由痛苦和快乐主宰，道德的最高原则就是追求快乐的最大化，是只要使快乐的程度在总体上超过痛苦就是幸福最大化了’，那法律的立场和判决的标准也就变成了‘是在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多数幸福’，而这一想法，不仅会带来‘多数暴政’，更忽略了对于个体权利和尊严的追求，甚至于会让很多人，假借多数之名，肆意侵犯和践踏人权。

所以，穆勒提出了与之完全不同的见解，在他看来，从长远看，只有尊重个体的自由，才能引导人类走向最大幸福”，宁致远说道。

“那接下来的推导，是不是就自然是‘只要行为不妨害他人，法律就不得干涉’了，也就是你们嫌疑人经常说的那句‘法无禁止皆可为’了，对吧，哈哈”，李管教微笑着说道。

“是啊，刚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再往后看，就像我刚说的悖论随处可见一样，穆勒自己也往悖论的方向进了一步，本来他说的好好地，他认为对于自己的身体和心灵来说，个人就是最高的主权者，根据这种观点再往下推导，似乎就可以推导出‘自杀是被允许的’这一结论了，因为人是自己生命的主宰嘛。

但穆勒估计是显然不同意这种结论的，所以他没有在这个方向上再进一步，甚至于他还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就是说‘自由原则不允许一个人有不要自由的自由，而允许一个人让渡自己的自由，也不是真正的自由’，这就有点耍滑头的感觉了，无论语言包装的多么高大上，本质上都是耍滑头而已。

除了这种‘自杀可以随意为之的观念’在人们天然的感受上不愿意承认的这一点，还有一点更为可怕，那就是如果按照功利主义所说，只是根据快乐和痛苦来作为人生的福祉，那么当一个人的痛苦远超快乐时，他就有权终止自己的生命。

这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有一点我们很难忽略，那就是对某些人而言，他们的出生本身就是带着巨大的痛苦的，像那些生来就是有严重的生理或者身体障碍和缺陷的残疾人，那他们难道一生下来就不配活下去了吗？

因为人再自由，讲白了你都可以因为这样那样的缘由选择死亡，但却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这本身，拿到不就是一种悖论吗？

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他的巨着《旧制度与大革命》里写过一句话：‘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在寻求过大的奴役’，这句话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缺少了道义约束的自由，那就是一种另类的放纵，往往开启的，是另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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