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他们讲的文人的那一套，是发生在宋朝的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是当时宋朝的皇帝仁宗开始施行新政，史称‘庆历新政’的那一会，主事官欧阳修以高昂的热情投身于庆历新政，竭力辅助范仲淹改革；

庆历新政以整顿吏治为中心，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了猛烈攻击。反对派指责以范仲淹为核心的改革派为‘朋党’，引起了仁宗的猜忌；

欧阳修写了着名的《朋党论》上奏给仁宗，指出朋党自古就有，‘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小人因为权势与金钱而相勾结，当失去共同的利益时就会互相残害，他们结成的是‘伪朋’；君子恪守道义，爱惜名节，修身治国，始终如一，故结成的是‘真朋’；

他希望皇上能辨别朋党的真伪，即分辨君子与小人，这样就会天下大治

我之所以跟客户讲这个故事，是想让客户明白，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都要与我做‘真朋’而不是‘伪朋’，不要在我陷入到危难的时候就落井下石、就互相谗害和残害；

第二个是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君子之争’，王安石那个时候有权力，但当他面对忤逆自己变法的苏轼的时候，他贬苏轼的官，不过是叫他到杭州去做通判，但是，后来自命为继承了王安石变法的‘新法派’的人却想将苏轼置于死地；

不能不说，王安石、苏轼以及司马光等人在熙宁年间斗争的最大恶果倒不是施行或者废除了几种‘新法’，而是诱发了无穷的派别斗争，从此以后，这一派得势，贬斥那一派，反过来也是如此；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这些后继者的政治品质又远不及王安石、苏轼以及司马光，其所作所为无非是把自己心目中的政敌往死里整，再也没有为国为民的意思，这就为北宋后期政局带来了无穷流弊；

苏轼也好、王安石也罢，自然都不希望出现那种局面，可是其作为却为那种局面的出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这些中国历史上的巨擘亲手造就的一出悲剧；

我当时想让客户明白的，也就是一个道理，就是以后真的像现在这样出事了，没关系的，你可以把你自己像择菜一样择的干干净净的，但是你不能像上面说的那些后继者一样，想着把我往死里整；

就算是你告诉我，是因为集团的势力的压迫让你没有选择，你不得不这么做，你也不希望会出现像现在的这种局面，但是，就像上面所说的，你们的作为却为当下的这种局面的出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又要怎么分辨你们是不是故意为之？

最后的最后，我特别强调，无论你们来找我是想要办什么事，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个世界太复杂多变，确实没有什么一定之数，但有一点，只要我们真的想，那我们的心智还是可以有一定的坚守之道的；

你能坚守我们当下所说的这些君子协定，无论将来发生什么都不患得患失、并且乐于接受这个不确定性世界带给我们的一切结果，只把我们当下能够把握和应该把握的方面考虑周全，最终结局交由命运并坦然接受其结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一起去尝试；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坦然面对可能的风险并用理所应当的心态去接受可能的结果，这就是成熟的生活的心态，也是成熟的做生意该有的心态。如果你太患得患失，也许说明这个决定已经超出了你所能承受的范围，也就是说你并不坚定，那你就没有必要来找我去办这件事；

因为以我的经验来看，真正的好机会是能给人带来轻松及愉悦的，反复盘算和犹豫的只能说明机会不够大或者说超出了你的承受能力，关键看你自己的衡量，旁人很难建议；

但是，只要你做出了选择，就要去遵守，这是最起码的底线和做人的红线，对错倒还是其次的，之前也说了，对错还要看从什么角度去评判。

都说与人相交的缘分是极其微妙的，‘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以情相交，情逝人伤；唯以心相交，淡泊明志，友不失矣’.....

我倒认为只要你能遵守你做出的选择，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能毫不动摇，就可以摆脱上面所说的什么利益啊、权势啊等等，走心就是这样的，说的粗俗一点，就是自己约的炮，含着泪也要把它打完，没什么高大上的；

今天在检察官提交的证据里的客户的口供让我觉得很看不起他们的一点，就是左右逢源、就是小人得志，就是一副恶心的嘴脸，因为他们在找我办事的时候是那么的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曲意逢迎，我没法把这两副嘴脸放在脑海中进行深入的对比，不然我会当场吐出来，呵呵；

当然，现在，我也理解了他们。刚刚提到马丁·路德·金说我们每个人都在修造属于自己的圣殿，但人性充满了矛盾，无论你是谁，你在面临选择的时候都会有一场内心的斗争，就像每当你想行善时，就会有一种力量牵扯着你，让你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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